上述兩種現象提示出，20世紀上半期的中國國語運動中一直存在一個以往被人低估了的思想傾向，那就是對“過度統一”的警覺；借用前引胡適的比喻，或者可以說，它所追求的乃是一種“打了折”的“統一”。關鍵在於，這些主張的提出者和讚助者，並非身處邊緣的小角色，而都是鼎鼎大名的意見領袖，且多數都在官方國語和教育機構中擔任要職，對有關政策的製定和整個運動的走向具有深遠的影響，絕不可等閑視之。
做個比較就能發現，這兩個現象都可以被視為中國語言民族主義的特色。我們先來看對於方言的態度。20世紀20年代初教會方麵發布的一份調查報告指出，無論是在“官話流行地區”還是在“南部沿海地區”，注音字母都受到廣泛讚揚，但離“統一全國的口語”還差得遠。報告作者還認為：“很可能將注音字母應用於書寫口語而並不廢除原來的口語，這種做法將會受到更廣泛的歡迎。”[114]其實，國語運動本來就沒有“廢除原來的口語”的意思，因此，與其說這段話反映的是中國普通民眾對注音字母的期待，還不如說它所反映的主要還是這些來自西方社會的作者們自己的曆史經驗和文化假定。
這一現象也受到西方語言學家的關注。法國學者海然熱曾激烈指責歐洲的“語言和政治民族主義一直以規範和改良派自命”，致使“地方語言不斷受打壓”，其後果就是語言的“多樣性被削弱”。正麵例子是印度和中國：它們“能夠把極為不同的語言匯合在一起”。[115]韓禮德也說：一個語言社團的成員“在不同情形下”同時使用本地方言和標準語的情況，“在中國，甚至德國，是經常發生的”。[116]雖然提到德國，但很明顯，在韓禮德看來，中國應是這方麵的最佳案例。[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