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尤其是21世紀以來，中國的語言狀況發生了一個重大的變化：普通話迅速普及，方言的領地急劇縮小。盡管缺乏精確的調查數據，但可以肯定的是，在20世紀90年代之後出生的城市兒童裏，會講方言的人越來越少。在未來一段時間內，我們有可能要麵臨許多漢語方言漸趨消失的危險。造成這一現象的因素，大致包括改革開放之後的大規模社會流動、廣播電視等新聞媒體的迅速普及、學校教育的進一步製度化，等等。
可是，我們不能據此結果反推上溯，認定國語運動自始就懷有類似意圖。本章希望證明的毋寧相反：國語運動的宗旨主要還是推廣國語，並沒有壓製或消滅方言之意，甚至對國語的“標準化”也不夠熱衷。一句話，在它看來，國語既非“唯一的”，也不是“對所有人皆是同一的”。盡管它一開始就提出了“語言統一”的口號，但確切來說，其真正的追求乃是“統一的語言”，而非“語言的統一”。當然，這樣說並不是要否認國語運動和國家政治統一之間的連帶關係，或者否認20世紀中國的社會與文化生活具有權力集中化和泛政治化的趨勢。從一些具體事例看來，國語統一本身的確帶有很強的政治性，但它並不隨時都是政治的一部分，更不一定和中央集權的政治體製相配合，相反，那批積極推動國語運動的新文化運動者乃至具有官方身份的領導人如吳稚暉等，對於防止國語的“集權化”都有著清楚的自覺。盡管廣東、福建、台灣的事例似乎為國語運動的“國家宰製論”提供了強有力的例證，但仔細觀察可以發現，這裏更多地體現出某一具體時空條件下的權力架構的影響，其中並不存在任何必然性，也不是在所有地區都能觀察到類似現象。實際上，正是政治生活中的某些具體變化才讓語言維度的政治性分外凸顯出來。因此，它提示我們，在整個日常生活趨於全麵“政治化”的同時[150]，20世紀的中國史還存在著許多異質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