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將曲終奏雅之際，我們卻還遺留下一個根本性的問題沒有回答：何謂“國語”（狹義的“國語”）？我不希望本書給人這樣一個印象：值得爭論的隻有誰來作國語、怎樣推行國語、國語運動的影響如何，至於“國語”這個概念本身倒不是一個問題。為了澄清這個問題，我們不妨重施故技，像在“導言”中一樣，將討論對象區分出兩個層次：一是國語的實體，一是國語的名相。名實之間當然有密切聯係，但作為兩個層次，有時亦不免遊移和齟齬。另外，它們的作用關係也是雙向的：實體和名相常常相互形塑。前麵幾章主要圍繞著國語的實體展開，本章則轉從名相的角度觀察這一問題。
“國語”是20世紀初開始在中國流行起來的一個概念。通常認為，近代的“國語”由明清時期的“官話”演變而來；20世紀50年代中期以後，“國語”又正式被“普通話”取代：雖一物三名，實一以貫之，在不同時代通行不同稱呼。淩遠征在討論“推廣普通話運動”時，分出“官話的形成和推行”“國語運動”和“推廣普通話”三個子題；何九盈更明確指出：“現代標準漢語，從前叫‘官話’、‘國語’，現在叫普通話。”[1]20世紀後期，還有一批學者就漢語標準語的名稱問題發生爭論，建議把“普通話”恢複為“國語”。[2]此議雖始終沒有得到官方認可，但顯然，在不少人看來，“官話”“國語”“普通話”隻是同一事物（漢語標準語）的不同裝束，值得爭議的隻是哪套扮相更好而已。
單純從功能的角度看，將此三名視為一組具有線性演進關係的同義詞，確實無可厚非。但如果我們把語言（包括語言學的“術語”在內）視為文化的一部分，它和社會其他部分一直處於相互作用之中，在相當程度上還受到其他領域的影響，則問題就顯現出另一個維度：概念演變與社會觀念的遷移之間存在著密切的互動，概念的使用常常被卷入一個更廣闊也更深刻的理論與實踐的鬥爭之中。正如倡導“概念史”研究的德國學者瑞因哈特·考斯萊克（Reinhart Koselleck，1923—2006）所說的那樣：概念表達了不同社會階層和政治派別的“經驗、預期和行動”。[3]就此而言，上述三個概念在語義上的諸多微妙差別，絕不可視為不同時代表述習慣的差異，更不能將它們視作簡單的進化關係，而應從其所由出現與運用的曆史語境中，細察不同社會階層和政治派別如何借助不同的名相界定自己的“經驗、預期與行動”。在此意義上，它們的“小異”處遠遠比“大同”處來得重要。[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