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初，“國語統一”的觀念甫經提出，“官話”與“國語”就自動被看作一組同義詞，不但民間輿論將二者混為一談，官方最早推行語言統一的政策亦號稱要普及“官話”（參看第三章）。此後，它們的同一關係就被固定下來（有時還會加上“普通話”一詞）。1917年，全國教育會聯合會第三屆會議的一份決議聲稱：“所謂國語，即從前所謂官語，近今所謂普通話。”[5]錢玄同在20世紀20年代初也說，中國自元代之後，已經形成了一種“普通話”，即“俗稱為‘官話’的，我們因為他有通行全國的能力，所以稱他為‘國語’”。[6]十多年後，他再次提到：明清以來，“南北混一，交通頻繁，集五方之人而共處於一堂，彼此談話，必各犧牲其方音之不能通用者，而操彼此可以共喻之普通音”，遂在此基礎上“發生一種普通語言，即俗稱‘官話’者是”。其名雖“甚不雅馴”，實為“六百年來一種不成文之國語”。[7]
之後，類似的詮釋方法又被推廣到更古老的“雅言”一詞。《論語·述而》說：“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清儒劉寶楠雲，“後世人作詩用官韻，又居官臨民，必說官話，即雅言矣”[8]，是已用“官話”解之。今人在此基礎上，續做發揮。錢穆雲：雅言“猶今稱國語，或標準語”。孔子為魯人，“日常操魯語”，唯於誦《詩》、誦《書》、執禮三事“必雅言”。其意“一則重視古代之文化傳統，一則抱天下一家之理想”。[9]繆鉞先生亦說：先秦諸國在方言之外，“必更有一種共同之語言，如今日所謂‘官話’或‘國語’者，絕國之人，殊鄉之士，可借以通情達意，雖遠無阻也”，此即“雅言”。“雅”者“正”也，則“‘雅言’之義，殆如今人曰‘標準語’”。[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