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話亦稱“普通語”，一般被認為是清末和“國語統一”觀念一起從日本引入的名詞，故也常被視為國語的同義詞（至少也是近義詞）。當然，它們之間有一個嚴格與不嚴格的區別，前引胡適那段話就是一個重要提示：國語是對“普通話”的提升。類似地，劉儒把“普通話”當作“藍青官話的總稱”，認為它並非國語，但它可以成為“將來‘真正的國語’”的基礎。[52]錢玄同也說：“‘普通話’一詞的界說，是很模糊很含混的”，它可以拿來作為“國語的主幹”，但不能把國語就“限於普通話”。[53]樂嗣炳強調：“普通話是籠統的”，標準語是“具體的、客觀的”。[54]也有人說：“‘普通話’是依照國語法則夾雜土音的說話”，而“國語是全國一致的語言”，二者“稍有不同”。[55]且時人對“普通話”一詞的實際運用也顯示出這一差異的存在。1924年年初，沈兼士提到：“標準語的選擇，應該拿所謂普通話（並不是北京方言）和各省之方言來比較其異同而後可以決定。”[56]抗戰結束後的一份消息也說，交通大學學生多講“普通話”，然並非“道地的北京話，往往四川腔極重”。[57]這些地方使用的“普通話”與“國語”顯然不同，基本上相當於“藍青官話”（參看第九章）。唯對於大多數人來說，此種區分極為細微，粗略而言，可以忽視不計。不過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從實際使用情況來看，這時期的“普通話”還不能稱為一個嚴格意義上的概念。
20世紀30年代，隨著國內政治思潮的變化，“普通話”被左翼文化人賦予了一種新的政治色彩，不但使其與“國語”區別開來，甚至使其被視為打倒“國語”的武器。這個轉向是由瞿秋白推動的。在1931年5月發表的一篇文章裏，瞿秋白指出，通常所謂“國語”有三層意思。一是“全國的普通話”；二是西人所謂national language，即“本國的（本民族）言語”；三是“國定的言語”——在此層意義上，它是一種壓迫機製：“在許多民族組成的國家裏麵，往往強迫指定統治民族的語言為‘國語’，去同化異族，禁止別種民族使用自己的言語”，成為“壓迫弱小民族的工具”。瞿表示，隻有在“普通話”的意思上，“國語”才是成立的。和“國語”的其他兩層意涵，特別是第三層意涵比起來，普通話的重點在於它不是靠“強迫指定”，而是自然形成的（參看第七章）。[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