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1949年的政權鼎革，“國語”一詞的命運也隨之改變。不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新政權忙於解決各種重大的政治、經濟、社會問題，語言文字問題並未被提上桌麵，“國語”一名仍使用了相當一段時間。1949年8月，黎錦熙在北平“中國文字改革協進會”上發言，提出應首先把漢字改革運動放在“解放以來”所麵臨的“新民主主義的各種實際建設問題”中思考。他的基本觀點是：“中國文字改革是屬於國語的；是不變更本國民族的語言，而但改革這種表達本國語言之傳統的文字符號”，因為“國語是民族的，它正在獨立的發展；但漢字卻是封建的，它阻礙文化的前進”。這裏他特別強調，“現在又有一般人對於國語發生了誤解，把國語這個名詞的界說，限製在過去‘國語統一’這種偏向的範圍”。然而，“‘國語’這個名詞，正和國旗、國徽、國歌一樣，內容可變而名稱是不變的”。[89]顯然，曾經和左翼人士打過筆仗的黎錦熙審時度勢，想靠修改國語的“內容”來延續國語這一名稱，但看其具體論述，其實仍是延續了前一年確立下來的五層次說；甚至將語言和文字區別開來，指責後者阻礙了前者的進步，也仍是三十年前的舊說（參看第五章）。至於其宣傳的文字改革，此時則確實已轉向了拉丁化新文字（參看第八章）。
但經曆過中國字拉丁化運動和國語運動論戰的人們，私下裏對於“國語”二字是否仍舊可以使用，頗感猶豫。1952年，王均（1922—2006）在一篇文章中說，“也許有人不喜歡‘國語’這個名詞，因為它曾是國民黨嚷嚷了二十多年而未見成效的‘政策’之一”，但他自己是喜歡的。他辯解道，我們反對的隻是強迫人民放棄方言和自己民族語言的“反動政策”，“而不是反對語言的統一”。因此，“國語”這個詞還是可以用的。[90]1953年，俞敏提出：標準語問題“目前雖然沒有公開討論，可是在寫文章的時候、教書的時候、討論語文問題的時候，人們也老把這個概念給夾帶進去：有人管它叫‘標準音’，有人管它叫‘普通話’，等到一舉例的時候，還是舉那老國語——北京話。既然大夥兒可以偷偷的談，為什麽不索性公開提出來一塊兒研究研究呢？說真的，現在咱不光需要標準音，並且需要一種經政府明令推行全民公認的標準語”[91]。顯然，左翼文化人對國語的批判，仍是人們記憶猶新的掌故；在官方未正式表態之前，一些敏感的人士對於“老國語”是否可以沿用，實有疑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