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國家是國際政治格局的產物。這就意味著，沒有任何國家能夠“遺世而獨立”，所有國家都是相對於其他國家而存在的，大家互為“他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發現，不論是在歐洲，還是在亞洲和非洲，“民族主義運動往往是由通雙語的年輕人領導的”[8]，正可從此一角度獲得詮解。把握這一點，對我們理解20世紀的中國史尤為重要：促使它從一個傳統國家向民族國家轉變的基本動力，就來自列強侵略；這一初始事實對其性格影響深遠，震**至今未絕。作為整個民族國家建構過程的一部分，國語運動的發生與發展亦與之同條共貫，別無異途。因此，我們的討論不妨從外部因素開始。
首先應該注意到，語文改革是一種國際性的現象，近代的日本、韓國、越南、土耳其、蘇聯、德國都曾有過類似舉措；而許多國家開始注意到本國語文，亦都離不開外來啟發，比如，19世紀英國人對英語語法的興趣，就從德國的類似行為中汲取了靈感。[9]在中國，外部因素對語言民族主義的型塑作用更是曆曆可辨：盡管蕭乾在小說中把國語和教會對立起來，但國語運動的最初提倡者其實就是西人和教會。此外，日本、蘇聯、土耳其也都多多少少為中國的語文改革提供了榜樣和動力——當然，其影響未必都是正麵的。陳原（1918—2004）晚年對此曾有一段沉痛反省：“過去在搞拉丁化新文字運動時，我們隻看見改革的結果，沒有去探究改革成功的原因，尤其沒有注意到社會因素。……現在我才明白土耳其文字改革成功的奧秘。如果60年前就明白了這些，該多好。”[10]這一教訓當然不是中國字拉丁化運動所獨具。事實上，語文改革運動當年所做的種種設想，在今日看來，隻有一部分化為現實；有些幾經掙紮，仍難以被人接受；有些更有如過眼雲煙，早已不複為人齒及。或成或敗，道理確實要從“社會因素”中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