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滿足民族國家需要的同時，國語運動還具有一個時間維度，就是對“現代”的追求。在這個方麵，我們必須超越單純的政治維度，把它放在一個更寬廣的視野中。吉登斯曾提出，現代社會製度有賴於兩種時空“脫域”機製，一個是“象征標誌（symbolic tokens）”，另一個是“專家係統（expert system）”。“象征標誌”是人們借以進行“相互交流的媒介”，“它能將信息傳遞開來，用不著考慮任何特定場景下處理這些信息的個人或團體的特殊品質”；“專家係統”則是“由技術成就和專業隊伍所組成的體係”，他們維持著“我們生活於其中的物質與社會環境的博大範圍”。[52]無疑，“國語”正是吉登斯所言“象征標誌”的一種，它的製定和傳授又有賴於一個“專家係統”，並強化了這一係統的權力。
不過，我指出這個視野的存在，並不意味著我們必須借助於任何既存的“現代性”理論才能理解國語運動。相反，我們恰好是要從中國的實際經驗出發。19世紀晚期以來，中國的物質環境、社會組織發生了一些引人矚目的變化，它們都指向一個規模急劇擴大、構成方式更為複雜、時空被高度壓縮的大型社會，國語運動乃是適應這種社會的溝通和交流的需要而產生的。
讓我們首先來看物質方麵。晚清以來，各種“為古人所未曾夢見”的新器物、新技術和新景觀層出不窮，使得舊有的字詞窮於應付，中國人似乎陷入了一個“表述危機”之中，而這一點正是造成語文改革的主要動因之一（參看第一章）。清末黃遵憲等人詩風大變，也是大量采用新名詞，描述新事物、新主題造成的。[53]其中，與交通和資訊傳播有關的部分，如汽船、鐵路、電報、電話等，增強了整個社會的流動性，也使得社會生活日益快捷化，更成為文字改革和國語運動的動力源頭。[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