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爾茨曾將推動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新興國家民族獨立運動的“中心衝動”歸納為三個主義：“發展主義是朝向技術現代性和持續增長的驅動力，整合主義是將傳承下來的各民族和移交下來的領土在政治上凝聚於一個能幹、親民的政府之下，而特殊主義（particularism）是原初的、獨特的社會人格的文化表達。”它們構成了“民族存在的創基性目的，即便不是現實，起碼是誌向”。[94]幾乎無須做大的修改，這三大主義也可以被用來理解20世紀中國的民族國家建設。前邊對國語運動的總結主要集中於格爾茨所說的“整合主義”和“發展主義”這兩個維度，但這並不意味著“特殊主義”的缺席。實際上，下麵我就想以國語運動的“中國特色”來結束我的討論。
此處所謂特色，主要是與西歐和日本的相應現象加以粗略比較的結果，我無意聲稱它是獨一無二的。在討論對待方言的態度的時候（參看第九章），我們對此問題已經略有涉及，此處則準備聚焦於一個更根本的話題，即語言與文字的關係。平田昌司提出：“漢語很突出的特點可能隻有一個：堅持全用漢字書寫的原則，拒斥其他文字進入中文的體係裏，正字意識十分明確。”[95]乍聽頗怪，明明要講“漢語”，說的全是“漢字”，然而其自有精到之處。美國漢學家牟複禮（Frederick W.Mote）也認為，文字是“最能標示”中國文明“特質”的東西。[96]回顧本書各章，我們不難發現，整個國語運動就是在重新調整漢語和漢字關係的前提下鋪開的：它以批判“言文分離”為啟端，以力倡“言文一致”為嚆矢，將口語、文字、文章各個層次牽連卷入，成為一場語文的全麵變革。
漢語、漢字、漢文，三者一脈貫穿，一觸全發。對此，洋人亦有體悟。1931年，《國際聯盟教育考察團報告書》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