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設想的民俗資料分類方案中，我認為第三部類最為重要，將來這門學問必定成為國民之學的強烈理由也在於此。一一列舉其中的重要項目已屬不易，而更為重要的問題是，今日已成為國家政治特色之一的“義理”[2]或“道理”、被稱為“男人氣概”或“不輸於人”的生活理想、違者必懲的道義準則的基本條目，以及從個人立場而言的幸福或不幸的標準、對之甄選抉擇的無須言傳的共同技術、認為僅憑這些技術無法抗衡的外在的法則與力量，等等，人們對這些極為重要的事情的看法，到底是亙古不變的，還是時移世易的？若是因時而變，那麽是舉國一致、齊頭並進，還是因地而異、進退不同？對於這些問題，目前甚至連最粗淺的觀察還沒有。我們絕不能隻把希望寄托於未來會出現的好學者，而在等待中虛度了光陰。
如今我們終於大致認識到的是，日本人在近世閱讀道德之書，或是被灌輸種種新信仰之前，其實早已擁有了相當先進的東西，並且在接受新事物時並非徹底舍棄舊事物，而是隻要情況允許就盡力謀求新舊的融合。在西方，基督教的曆史開始為世俗之人所審視，民俗研究的興趣也偏向信仰方麵。與之相同，固有宗教“喪失統一的持續”，在日本也刺激著我們同人的求知欲。老實說，我也曾醉心於此，等不及村民的自省自訴，認為以傳世無多的京師的古書為指引，從外部應該也可以了解真實情況。洞察力超群的折口君[3]的推斷，也往往在事後被證明無誤。但繼續使用這種方法無法令人長久安心，事實上學界也不堪修訂之煩。理由極為簡單，因為前人的生活是一個完整的整體，並非像今日這樣，信仰作信仰、經濟作經濟、家庭作家庭，被分別放在不同的抽屜裏。如果不從根本上進行研究，而是從枝葉入手，那麽我們的議論就隻能類似於算命或是賭博。宗教固然是國民人生觀的出發點，但為了詳細探究，正確的順序還應該是從人們如何感受現世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