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伯偉
如果以《史記》作為明顯的開端，中國人對於世界的看法就是一個“天下”的概念，而自身便處於天下的中心，故稱“中國”,天下秩序就是“華夷”。這樣一種觀念，我們不妨用地圖來加以說明：金熙宗大德二年(1136)立在鳳翔府學校的石刻“華夷圖”,是作為學校教育使用的地圖，中心是中國，向外是四夷，再往外是八荒。在當時中國人的觀念中，中原是華夏，四夷為夷狄，八荒就是禽獸。在曆史上朝鮮半島人的眼中，其實也隻有中國。他們繪製的地圖，比如權近在朝鮮太宗二年(1402)所繪“混一疆理曆代國都之圖”(現藏日本龍穀大學附屬圖書館),便是以元末蘇州文人李澤民的“聲教廣被圖”為藍本。這一類輿地圖，往往是在中國式天下圖的基礎上，外加朝鮮半島、日本、琉球以及東南亞諸島。無疑，中國仍然居於世界中心，也最為廣大，朝鮮僅次於中國，且與中國相連，日本小於朝鮮。如果說中國代表了中華，朝鮮就代表了“小中華”。直到18世紀中葉以前，在許多朝鮮人的觀念中，日本還是“禽獸之域”,其人“虎欲狼貪”。16世紀末，西方的傳教士進入中國，在帶來天主教教義以及天文曆法數學等新知識的同時，也帶來了世界地理的新知識。利瑪竇的《山海輿地全圖》讓中國的士人知道，這個世界不隻是十五省的天下，即便受中國文化“聲教廣被”的周邊50多個國家，也不過占世界上所有國家的1/5。利瑪竇帶來的世界地圖，原將本初子午線置於地圖的中央，中國偏在地圖的東方一隅，為了適應中國人的心理，利瑪竇就將本初子午線移到地圖邊緣，使得中國又位於地圖的中央，這一直影響到今日中國世界地圖的畫法。19世紀中葉以來，西方列強憑借其船堅炮利，打開了中國的國門，轟坍了天朝的美夢。但即便如此，中英鴉片戰爭之後，社會上流行的一些小說或傳聞中，或是英國女王的妹妹被中國人生擒，或是英軍主將副將被林則徐活捉，且圖文並茂，最後是英吉利“感於道光皇帝之情，永為清國屬國，年年獻貢物，漢土威風大震遐邇”[21,仍然滿足於自欺欺人的陶醉之中。這些故事還傳到了日本，被改編或翻刻。在東亞諸國中，朝鮮長期處在中國的影響之下，全盤接受中國的天下觀念，所以在近代與西洋文化以及由日本代表的東洋勢力的接觸中，都難逃悲慘的命運。1894年的中日甲午戰爭，中國戰敗於“蔓爾小國”的日本，朝野震動，從此開始重視日本，並向日本學習。但實際上，也隻是以日本為中轉，目的還在於借鑒西洋文明。在西方列強巨大的衝擊和壓迫下，東亞各國都在尋求自己的出路，借用英國曆史學家湯因比在《曆史研究》一書中歸納的模式，就是“挑戰和回應”。而中國的知識界總是將重點放在如何麵對西洋文明，更重視的是中西文化的比較。在注重中西對比的同時，卻有意無意地冷落了東亞文明內部之間的對話。這在韓國也存在類似現象，以文學來說，用韓國學者白樂晴(Baik Nak-chung)的話說，存在著“把真正的亞洲文學，尤其是與我們最近的東亞文學擱置一邊，總是關注遠處的文學”的問題。因此，他倡導“立足於第三世界自我認識的基礎上進行研究本國文學、中國文學以及日本文學”,以改變東亞文學“隻在西方文學的邊緣彷徨”31的現狀。在曆史方麵，韓國學者白永瑞(Baik Youngseo)提出過這樣的問題：在中國有“亞洲”嗎?在他看來：“中國的知識分子缺少‘亞洲性的展望’,尤其缺乏把中國放在東亞的範圍裏來思考問題的視角。中國要直接麵對世界的觀念很強烈，可是對周圍鄰邦的關心卻很少。”“中國人的曆史經驗裏幾乎缺乏對亞洲的橫向性思考。越是如此，為了中國，為了其鄰邦，中國就越迫切需要對東亞持有橫向思考和關心。”14中國學者孫歌指出：“就中國知識分子而言，一個似乎是自明的問題卻一直是一個懸案：我們為什麽必須討論東亞?而對於東亞鄰國的知識分子而言，中國知識分子的這種暖昧態度則被視為‘中國中心主義’。》[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