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經驗事實出發，分析清代私鹽市場形成的策略與路徑後，我們當然有必要繼續分析該路徑形成的路徑依賴問題。需要說明的是，下文所述，並非時間序列上的路徑依賴，而是邏輯順序上的路徑依賴，在曆史的時間序列上，我們不得不承認，潘進的故事，本身就是路徑依賴的表現，此類故事，早在漢唐時代即已屢見不鮮，本書將其當成市場形成之方式、策略與路徑的典型案例，其實是基於對曆史文獻的統計學意義的理解而選擇的一種敘事策略[92]，曆史文獻中此類故事的記載不少，但詳細如此的則不多，而私鹽市場的形成路徑，恰好又可以看成是傳統中國市場形成的經驗事實與邏輯結合的實驗場。因此，將史料記載頗為翔實的潘進故事當作邏輯上市場形成的起點，從市場嵌入社會理論出發，深入探究傳統中國市場形成的路徑與邏輯，未嚐不是一個具有操作性的可行選擇。
在這樣的理解之下，現在我們回到與潘進故事同時代的清代嘉慶、道光年間的湖南和廣東。在某些中下層地方官員及鹽務官員與廣東鹽商“暗通款曲”的同時，兩淮與兩廣鹽務之間的“淮粵之爭”也在如火如荼地上演，雙方角力的主角主要是兩個鹽區的高級官員。不過，由於這一角力時間跨度很長，本書篇幅所限，無法全麵展開討論，並且在邏輯結構上，也無必要展開全麵討論。因此，本書僅就其中與潘進經營樂桂埠的時間段比較接近的嘉慶、道光年間進行分析，並且著重討論其中的“熬鍋”紛爭。所謂“熬鍋”，即廣東鹽商設在粵北官鹽店的用來煎熬食鹽的鐵鍋。清乾隆二十年（1755）以後，兩廣所產食鹽全為生鹽，即曬掃之鹽，色白，無須煎熬可直接食用，淮鹽則為煎熬後之熟鹽，色灰黑。淮粵邊界市場上流通的食鹽，一睹即知淮粵，極容易判斷是否走私。但嘉慶十二年（1807），廣東方麵提出食鹽從廣州運輸到粵北的過程中，常常會有“海船艙底之鹽，名為掃艙；埠中進出滲漏之鹽，名為地砂，色黑難賣”，為避免損失，兩廣總督吳熊光奏準“連鹽包燒灰淋出鹵水，以之熬出熟鹽，在近村零賣”，是為廣東鹽商可將生鹽熬熟之開始。[93]從此，淮粵邊界市場上的淮粵官鹽，在外觀上可以沒有明顯差別，這為粵鹽北進淮鹽地界提供了事實上的方便。這個政策的出台，實在非常曖昧。畢竟它主要隻在廣東北部淮粵邊界實行，連屬於兩廣鹽區、運鹽道路更偏遠的廣西西部地區，暫時也未見到相關記載。這似乎在暗示，該政策完全就是廣東鹽商與官方合謀，希望借此將鹽運入淮鹽地界而出台的。若事實果真如此，這應該是最大規模的“官私”，而且豐富了上文所論述的私鹽市場形成路徑的細節，證實了上文提出的“兩廣鹽區官方允許樂桂埠超售”的推測。在製度上，嘉慶、道光年間兩廣鹽區實行的是狹義的“專商引岸”製，鹽引額直接分配到每個鹽商的埠地。如果不得到兩廣鹽區的官方許可，樂桂埠的超售其實是大有問題的。因此，潘進以及商名“孔文光”的鹽商聯合彭應燕，將廣東官鹽大量走私到衡州府等地，廣東官方的允許也是必不可少的環節。而這一政策的出台，已經暗示廣東官方對此類行為的實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