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的經驗事實告訴我們，私鹽市場的形成存在非常複雜的機製。一方麵，中國傳統的私鹽市場形成，並不徹底否定古典經濟學的理性經濟選擇邏輯，市場導向仍是清代私鹽市場形成的重要邏輯基礎[1]；但是，另一方麵，私鹽市場的形成又不是古典經濟學默認的“自發過程”，也不是“人類行為而非人類設計的秩序”所能概括的。首先，私鹽市場的形成，利用官方的食鹽貿易製度解決了市場形成的製度環境問題；其次，恰恰是“人類設計的秩序”形成了私鹽市場。本書的重點，不是分析官鹽貿易製度如何型構私鹽市場的製度環境，而是探討“人類”如何“設計”了私鹽貿易的秩序。在這一點上，我們可以將全書理論框架的基本結構歸結為，清代私鹽乃至傳統中國市場選擇的是基於傳統文化體係的人際關係網絡和國家參與與幹預的製度結構的形成路徑與策略[2]，簡稱網絡與結構路徑，而這一路徑形成了相當強大的路徑依賴，成為傳統中國市場形成與秩序的基本邏輯。
第一，基於傳統文化體係的人際關係網絡和國家參與與幹預的製度結構的市場形成路徑與策略是傳統中國市場形成的基本邏輯。私鹽市場是觀察傳統中國市場形成問題的經驗事實與邏輯結合的最佳實驗場，它揭示了傳統中國市場形成的路徑，及其嵌入社會的方式與策略。私鹽是與官鹽共存共亡的特殊商品，朝廷的食鹽專賣製度，使其在與官鹽貿易的互動或者博弈過程中，附生出比官鹽貿易更為清楚的市場化特征。它常常在官鹽價格的引導下，以吸引市場消費者眼光、比官鹽價格明顯較低的價格與官鹽展開競爭，表現出既受製於官鹽價又與官鹽競爭的特征，並由此而獲得自己的市場銷量，並反過來影響官鹽價格。食鹽專賣強烈排斥私鹽，但它又必然帶來私鹽，考察私鹽市場，可以把握食鹽專賣製度的運作情況和市場化程度。而更為重要的是，私鹽貿易時時刻刻處於和官鹽貿易的互動與博弈中，深入考察該博弈和互動，可以揭示私鹽貿易體係中，私鹽商如何組織，如何與官府、社群、民眾發生聯係，發生何種聯係（如衝突或者合作等），最終揭示私鹽市場形成的路徑與策略。本書正是通過潘進與彭應燕的故事，以及阮元與蘇高華的故事，揭示出食鹽市場中最重要的私鹽商們的官商私商一體化特征，發現他們利用食鹽專賣、鹽課考成等製度所形成的政治結構特點，事實上與本鹽區的官府形成了利益共同體，又利用自己走私所滲入的相鄰鹽區的靈活複雜的製度結構和人際關係網絡等資源，以及官方食鹽專賣製度的結構化體係，基於傳統文化體係的價值與倫理觀，借重對方官員，成功建構起規模巨大的私鹽市場。這是一種基於傳統文化體係的人際關係網絡和國家參與與幹預的製度結構的市場形成路徑與策略。它體現了私鹽貿易這一較之於官鹽貿易更有市場化特征的貿易體係的內在邏輯，展現了私鹽貿易中市場嵌入社會的細節及其機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