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交易的達成，無法脫離組織與社會，這不僅是新製度經濟學對市場的理解，更是20世紀的社會思想家們的重要論點。在這方麵，卡爾·波蘭尼是哈耶克市場乃“人類行為而非人類設計”主張的截然對立麵。卡爾·波蘭尼，1886年出生於奧匈帝國，在布達佩斯完成博士學位，1933年移居倫敦，1941年到達美國，後在哥倫比亞大學獲得教職，1944年出版了其名著《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一書，獲得了巨大的影響力。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著名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總結道，“波蘭尼揭穿了自由市場的神話：從來沒有存在過真正自由、自發調節的市場體係”[35]。波蘭尼開篇明義地宣稱：“我們的主題是：這種自我調節的市場的理念，是徹頭徹尾的烏托邦。”[36]在波蘭尼看來，所謂自我調節的市場，指的是“是一種由市場價格引導並且僅由市場價格引導的經濟。這種能夠在沒有外界幫助或者幹預的情況下組織整個經濟生活的係統當然值得被稱作自發調節”[37]，他認為，這種市場經濟在人類經濟史上並不存在。
作為《資本論》和《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之外最具影響力的經濟史著作[38]，波蘭尼在其《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一書中，總結了人類曆史上市場經濟的形成過程。首先，他從分析原始人的經濟生活和經濟史開始，批判了亞當·斯密的市場形成理論，他說，“亞當·斯密時代的人們認為原始人具有交換和交易傾向”，是因為“他們試圖將市場經濟的法則奠基於人類在自然狀態中所具有的所謂秉性之上”，“這種對早期文明的主觀主義態度不應該對科學頭腦有任何吸引力。開化的民族與‘未開化的’民族間存在的差別被大大地高估了，特別是在經濟領域”。[39]“通過交換來獲取利益和利潤這樣一種動機，在此之前確實從未在人類經濟中扮演過重要角色。盡管市場這種製度自從新石器時代之後就相當常見，但它從來沒有扮演過超出經濟生活的附帶現象的角色。”[40]“或許這種假定看起來很自然：假如個體傾向於進行交換，那麽隨著時間的推移終將導致地方市場的形成，並且這些市場一旦存在，就會同樣自然地導致國內市場或全國市場的建立。可是，以上兩種推論無一屬實。”[41]他進而從大量人類學研究出發，指出人類經濟史上最重要的經濟原則有三種：互惠型、再分配型和家計型。“互惠，就是我為你做一些事情；到時候，你也幫我一些忙”；再分配型則會形成一個中心點，“中心性提供再分配的可能性，比如獵人打到獵物，放在一個中心點，沒打到獵物的人也可以分到。當然這隻有在同一首領管轄下才有效，僅適用於一定的地盤、社區裏麵”；家計型則“以家庭為單位決定自己的用途而生產，而不是為了獲取最大利潤，當成商品生產”。[42]也就是說，人們可以以禮物交換、財物再分配或者家計生活等形式，實現市場經濟體係下的市場交換功能。不僅在東方、非洲和南美，“寬泛而言，我們已知的、直到西歐封建主義終結之時的所有經濟體係的組織原則要麽是互惠，要麽是再分配，要麽是家計，或者三者之間的某種組合”[43]。在這種體係中，社會關係和榮譽被人們視為最重要的東西，經濟從屬於社會，受到社會、政治、文化的約束，市場並不作為脫離或者超越社會的單獨運行機製並控製社會的運行。經濟與社會的這一關係，波蘭尼稱為經濟“嵌入”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