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上書港督卜力和提出平治章程種種細節的分析，絕不僅僅是個別史料史實的考訂，而涉及對孫中山策略行動的理解甚至政治宗旨的鑒別評估。平治章程和1900年10月孫中山致劉學詢函，至今仍被引為論證孫中山依然依違革命、改良之間的論據，之所以被文本誤導，重要原因在於對有關語境和本事的詳情不甚了然。例如致劉學詢函中，孫中山表示願將原定由李鴻章擔任的主政一職奉與劉學詢，至於稱皇帝還是總統，由其自定。如果不考慮有關內容的來龍去脈和寫信的時間背景，很容易理解為孫中山至此尚未徹底解決政治宗旨的歸屬。然而聯係前後左右的各種相關史實，情形可能完全改觀。
是函孫中山署期為“明治三十三年九月於台北”，《孫中山全集》定為夏曆，換算成公曆10月下旬。其實明治紀年均為公曆，不會混用，信中提到“今惠軍已起”，應寫於10月6日惠州起義爆發之後，而不可能是9月。此函係派平山周親往會見劉學詢而作，經查證，平山周於10月15日離開台灣，10月19日抵達長崎[33]，考慮到孫中山須經由香港獲取惠州起義的消息，則此函當寫於10月15日前的一兩天，孫中山自署的日期或係筆誤。如果這一變更成立，表明孫中山將主政一職讓劉學詢承乏，甚至聽其稱總統或帝王，一是素知劉學詢有帝製自為之心，二來惠州義軍既起，事先預定的餉械接濟辦法全數落空，各項應急措施亦無法實現，如不速籌辦法，隻能眼睜睜坐視失敗。而劉學詢擁有巨資，又掌握李鴻章所購大批軍械，為了讓其“速代籌資百萬”，以解燃眉之急，孫中山不得不投其所好，暫時滿足其部分野心。
義和團事變令中國社會的各種矛盾一齊凸現，空前激化，各種政治勢力紛紛行動起來，試圖扭轉危局，實施政見，擴大實力，按照自己的意願促進事態發展，爭取在未來的政治格局中搶占有利地位。由於事起突然，各派均無取代清廷控製全國的實力，不得不尋求合作與妥協，甚至相互利用，因而產生許多變數和機會。孫中山抱負遠大，實力卻有限，要想有所作為，必須充分運用靈活策略。其首要戰略目標，應如他6月離開日本前所表示的：“我們的最終目的，是要與華南人民商議，分割中華帝國的一部分，新建一個共和國。”[34]對此，他後來在新加坡等地反複強調，並身體力行。至於實現的方式，則不拘一格，孫中山在不同場合，表述有所不同。如對法國駐日本公使哈馬德稱：希望法國同意通過越南向廣西起義者運送武器，以便在廣西建立革命政府，在其領導下向廣東挺進，然後威脅湖南、福建邊界，迫使這些省份的督撫參加或承認一個新的南中國聯邦共和國。[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