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興中會到同盟會的11年間，在整個孫中山生平活動的研究中是比較定型的一段，國內外許多學者對此用功頗深，成果卓著。從20世紀50年代陳錫祺先生的《同盟會成立前的孫中山》，到60年代史扶鄰教授的《孫中山與中國革命的起源》及台灣學者編輯的《國父年譜》，再到80年代大陸學者編輯的《孫中山年譜》以及吳相湘先生的《孫逸仙先生傳》，均堪稱裏程碑之作。不過，在材料不斷充實之餘，基本格局沒有大的變化。不少學人認為，辛亥革命以前，特別是同盟會成立前的孫中山研究，難以取得較大的進展。筆者參與《孫中山年譜長編》（陳錫祺主編，以下簡稱《長編》）的編輯，負責相關時段，對此頗有同感。
麵對棘手的局麵，如何使《長編》這一部分的工作大體反映目前的學術進展和水平？實事求是地分析情況之後，認為在沒有可能獲得大批新資料的前提下，全麵、審慎、細致、恰當地利用現有材料和研究成果，認真加以鑒別考訂，盡可能多地補充新史料，以求在微觀深化的基礎上更加準確地展現孫中山活動的全貌及其與所處時代的內在聯係，從而為今後的研究提供更加堅實可靠的基礎，應是努力的目標。近年來對孫中山和相關人物研究的進展，為充實和補正以往的結論提供了不少便利。
關於這一階段孫中山思想與活動的研究，幾位海外和台灣學者的意見值得重視。美國的謝文孫教授所著《辛亥革命的曆史編纂學》一書，將有關孫中山研究的著述按寫作出版年代劃分若幹時期，對各時期著述的內容進行比較，得出結論：孫中山的曆史地位是辛亥革命後隨著政治鬥爭的需要被國民黨正統史學抬起來的，並非曆史的本來麵目。這可以說是近代史的“古史辨”，其結論未必恰當，卻令人警覺到，必須嚴格注意所據史料產生的年代，以避免受事後觀念的左右。台灣學者羅剛在《〈國父年譜〉糾謬》中則認為，辛亥革命以前，特別是同盟會成立前的曆史，不易獲得新史料，因而必須充分利用現有回憶資料，並就此對《國父年譜》大張撻伐。這兩種意見如何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