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孫中山代表身份認同的政治與文化差異，受兩方麵因素製約，一是革新勢力的狀況，二是孫中山的主觀態度和努力。如果說，庚子以前中國革新勢力的主流是開明士紳，此後則轉變為國內外新式學堂學生，而留日學生的動向尤為重要。在此期間，留日學界組織上處於結小群以成大群和愛國必自愛鄉始的過渡階段，分治與統一的趨向既矛盾衝突又相反相成；政治上則經曆著由維新而革命的角色偶像的更替轉移，不少人尚未完成最終調適。
關於這一時期留日學界組織上兩種傾向互競的情況，前人已有深入研究和精辟分析。[3]1902年後，留日學界各省同鄉會紛紛成立，顯示了自立自治意識的覺醒。但由此而生的弊端也日益顯現，本來為溝通留學生聲氣的“神田之留學生會館，不和之氣，撲人眉宇，同鄉桑梓之謂，塞於耳鼓”。[4]於是很快有人出來呼籲破除省界觀念，強化國界意識。因嚴分省界而遭受批評的浙江同鄉會在其機關刊物《浙江潮》上發表專論《非省界》，在接受破除省界的意見之外，進而提出“拔各省精華而建為統一會”，由全體留學生共組“各省協會”。[5]這種組建統一組織的意願不僅為浙省留學生所獨有，其他省份的學生也不謀而合。1903年4月16日，江蘇籍留日學生鈕永建在寫給吳稚暉的信中詳細談到有關情形：
江蘇會粗有頭緒，有屠寬者擬聯一中央協會，曾約弟同開會一次，提議讚成者有三分之二，擬再商榷數次，草定章程，約於華曆三月間期其必成。其約法略如左：
一、本會為各省同鄉會之中央機關，以謀留學生事務之統一。
二、本會以中華本部學生組織之，滿人在外。
三、本會會員分三種：一評議員由各省會公舉，每省例舉二人，其法以二十人舉一人為第（約可得評議員六十人）；一會員由同誌者組成之（約可得三百人）；一職員由會員公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