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勢比人強雖為至理，孫中山的主觀努力仍然不容忽視。
孫中山對中國固有文化的掌握，學理上不一定多，理解起來卻頗顯悟性。“天下為公”，是他一生中書寫最多的題詞之一，便是明證，表現了宏大的胸懷與寬廣的眼界。早在興中會成立之初，他就認識到中國一旦分裂，必然衰亡，宣布應當“痛絕”那種“畛域互分，彼此歧視”的劣習，“以昭大公，而杜流弊”。[17]這一信念在他始終不渝。同盟會籌組之際，孫中山對宋教仁、陳天華等人“縱談現今大勢及革命方法”，“言中國現在不必憂各國之瓜分，但憂自己之內訌。此一省欲起事，彼一省亦欲起事，不相聯絡，各自號召，終成秦末二十餘國之爭，元末朱、陳、張、明之亂，此時各國乘而幹涉之，則中國必亡無疑矣。故現今之主義，總以互相聯絡為要”。[18]所強調的仍是當合不當分。這不僅是政治時勢的需要，也是中國的文化特性使然。
同盟會成立的當年，地域之爭在國內學界又趨劇烈，於右任發表《致主持分省諸君子書》，指出：“吾曹雖不同省而皆同國土，雖不同省而皆同宗教，雖不同省而皆同種族。同種族則同倫，同宗教則同門，同國土則當同患難，舉目四萬萬皆骨肉也，牽枝連葉有如此密切之關係，故前攜後引齊上舞台則分也，而此擠彼排處處下逐客之令，則竊有不敢謂然者。”[19]同盟會機關報《民報》則在第1號上刊載專文《今日豈分省之日耶》，批評由立憲派控製的江蘇學會“嚴正省界”，堅持孫中山的大合主張，並宣告於天下國人。
孫中山的天下關懷並非僅僅停留於精神世界，像有的學者所描述的那樣，在實際政治運作中，較多地依賴地緣關係的紐帶，成為地域群體的代言人。同盟會成立後，孫中山已經具有全國性政治代表的身份，所作所為當然會以國家為準的。即使在此之前，他也絕不希望自己局限於珠江流域一隅，而是始終堅持不懈地努力將影響和行動擴展到長江流域乃至全國。1895年廣州起義前，孫中山在香港會見日本駐港領事中川恒次郎，提出起義時將和康有為、吳漢［瀚］濤、曾紀澤之子等人共同擔任統領。[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