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秋冬編製的《革命方略》，把革命程序論用同盟會正式的組織文件的形式固定下來。《革命方略》的製定不僅在整個辛亥革命史上具有重要意義，也標誌著革命程序論發展完善的一個重要階段。孫中山後來往往把“革命方略”作為革命程序論的代名詞，可見其重要性。
《革命方略》明確地把三個時期定名為“軍法之治”、“約法之治”、“憲法之治”，規定各時期的主要任務為“軍政府督率國民掃除舊汙”，“軍政府授地方自治權於人民而自總攬國事”，“軍政府解除權柄，憲法上國家機關分掌國事”[27]，並且規劃了實現各時期具體任務的步驟。此外，還確定軍法以三年為限，約法以六年為限。
在《革命方略》中，沒有直接談到設置“約法”一期的用意和目的，也沒有指明實行約法就是要使軍政府與地方自治相約，與原來強調約法的主要目的在於防止“英雄”擁兵割據相比，《革命方略》的表述相當模糊，隻是說：“凡軍政府對於人民之權利義務，及人民對於軍政府之權利義務，悉規定於約法，軍政府與地方議會及人民各循守之，有違法者，負其責任。”而且最後總結道：實行革命程序，是要“俾我國民循序以進，養成自由平等之資格，中華民國之根本胥於是乎在焉”，似乎約法已不再有製約軍帥割據稱雄的作用，而主要是培養國民資格。這與孫中山原來的認識分別甚大。是否此時孫中山的思想發生了重大改變，而革命程序論主要針對民眾而來？值得深入探討。
同盟會的成立，令孫中山喜出望外，尤其是大批留學生接受革命主張，使其感到依靠力量發生了顯著變化。他在各種公私場合一再表露自己的喜悅心情，如在東京中國留學生歡迎大會上說：
鄙人往年提倡民族主義，應而和之者特會黨耳，至於中流社會以上之人，實為寥寥。乃曾幾何時，思想進步，民族主義大有一日千裏之勢，充布於各種社會之中，殆無不認革命為必要者。雖以鄙人之愚，以其曾從事於民族主義，為諸君所歡迎，此誠足為我國賀也。[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