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大文化而言，對於傳統文化的學習繼承，最重要的途徑是教育。中國有大量以文字形式流傳的典籍，表述和記載中國傳統文化的主要符號是中文，而未受教育者即使置身同一文化環境中，與大文化的關係也相當疏離。了解孫中山與傳統大文化的關係，首先應當考察其作為母語的漢語程度。這一問題早期並非沒有疑問，例如吳稚暉就曾懷疑孫中山是否識字。[2]即使到今天，海內外研究者對其漢語水平持懷疑態度者也不乏其人。當然，一般說來，人們主要是以閱讀和寫作文言文等書麵語的能力作為評判標準。
孫中山自稱：“幼讀儒書，十二歲畢經業。”以後輾轉於夏威夷、香港和檀香山，“複治中國經史之學”。然後改習西醫，“於中學則獨好三代兩漢之文”。[3]他9歲入村塾，先後隨王姓塾師、賴桂山、程步瀛學習《三字經》《千字文》《幼學故事瓊林》《古文評注》以及四書五經選讀等。這是中國農民子弟一般所能受到的啟蒙教育。據Rawski在《清代教育與民眾識字率》一書中的描述，其具體過程大致是頭一年學習“三百千”，即《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學生可掌握兩千左右的漢字，然後學習四書五經。由於完全采用死記硬背的方式，學生並不明白所讀書籍的意思，更不用說四書五經所含的微言大義。而且，頭一年習字時一般不講解詞義，加上四書五經文字難懂，學生往往認不出已學之字，更無法將這些字聯組為有意思的詞。《幼學瓊林》之類的讀物，正是為了解決這一矛盾而增設，以便幫助學生運用已學過的字來讀書作文。經過兩三年的學習，學生可以讀寫簡單的文章。[4]在傳統教育體製中，這隻是為正式進入儒學教育做準備。而孫中山的啟蒙僅僅達到這一程度。他曾向塾師要求講解所讀書籍的內容，遭到拒絕，於是發誓今後要自己讀出書中的道理來。[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