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文化一詞，至少目前使用起來有些隻可意會不可言傳，內涵外延因人而異，界定含混，並無公認準則。由於儒學的影響巨大久遠，幾乎成為傳統文化的代名詞，中外學者談到孫中山與傳統文化的關係時，不少人就直指儒教或儒學。然而，儒教與傳統文化二者並不對應，因為儒雖顯中國傳統文化特征，卻不能涵蓋後者。對此，陳寅恪早有高論。他在《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審查報告》中說：“中國自秦以後，迄於今日，其思想之演變曆程，至繁至久。要之，隻為一大事因緣，即新儒學之產生，及其傳衍而已。”“自晉至今，言中國之思想，可以儒釋道三教代表之。此雖通俗之談，然稽之舊史之事實，驗以今世之人情，則三教之說，要為不易之論。儒者在古代本為典章學術所寄托之專家。……遺傳至晉以後，法律與禮經並稱，儒家周官之學說悉采入法典。夫政治社會一切公私行動，莫不與法典相關，而法典為儒家學說具體之實現。故兩千年來華夏民族所受儒家學說之影響，最深最巨者，實在製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麵，而關於學說思想之方麵，或轉有不如佛道二教者。”“凡新儒家之學說，幾無不有道教，或與道教有關之佛教為之先導。”[24]
對此龐大課題，本文難以展開，所要強調的是，至少春秋戰國以來，思想層麵的所謂傳統文化經曆了百家、儒墨、法家、黃老、玄學、三教的興替，孫中山本人在言論著述中，先秦諸子就提及過管子、商鞅、老子、墨子、鬼穀子等。各家內部派別林立，墨析為三，儒分為八，往往相反相對，而各家之間有時反而互相溝通。如“秦之法製實儒家一派學說之所附係，中庸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為儒家理想之製度，而於秦始皇之身，而得以實現之也”。[25]即使同一派別，也有階段之異。孔子之儒與子思、孟子之儒已有所不同，宋明理學變化更大。孫中山說：“我輩之三民主義首淵源於孟子，更基於程伊川之說。”其實二者分別不小，而他隻管取其所需。他後來常常講的陽明心學，與程朱理學又有所不同。從學術淵源考察，不知異同則不專精，不究脈絡則難通博，稱之為中國文化的集大成者，頗為牽強。孫中山自稱三民主義“不過演繹中華三千年來所保有之治國平天下之理想而成之者也”[26]，即使排除矯情，也應從政治角度來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