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的強國中心取向在亞洲觀方麵有著進一步的體現。
中國是亞洲的大國，而亞洲是世界上被壓迫民族人數最多的地區，亞洲各民族的獨立解放是孫中山進行革命的總體目標。日本是亞洲的頭號強國，孫中山始終十分重視與日本朝野上下各派政治勢力的關係，力爭得到道義和物質的支持援助。這兩個因素決定其亞洲觀在策略上有著以東亞為中心的傾向。
早在1895年，當中日戰爭硝煙未盡時，孫中山為了發動廣州起義，就曾向日本駐香港領事尋求援助。1897年與宮崎寅藏結識後，對其“第一著在中東提攜”的興亞之策產生強烈共鳴。[13]晚年實行聯俄反帝政策，仍未放棄對亞細亞主義的期望。亞細亞主義的核心在於由中日兩國合力組建亞洲大同盟，以對抗歐洲列強對亞洲的侵略。孫中山認為：“日本為亞細亞最強之國，中國為東方最大之國，使此兩國能互為提攜，則不獨東洋之和平，即世界之和平，亦容易維持。”[14]與美國的門羅主義和日本的大亞洲主義不同，孫中山亞洲觀的東亞中心取向，是以中、日這一大一強兩個國家共同為軸心和基礎，而不是由已經躋身於列強，有著強烈稱霸野心的帝國主義國家單獨主持。在孫中山看來，日本雖強，“但單隻日本一國，亦決不能終久維持東亞之大勢”。[15]
孫中山選擇日本作為實現亞細亞主義的盟友，原因甚多。第一，日本是亞洲唯一走上富強之路的國家。第二，明治維新的成功，激發了亞洲各民族的獨立解放運動。“日本廢除不平等條約的那一天，就是我們全亞洲民族複興的一天”，“就是亞洲複興的起點”。特別是日俄戰後，亞洲不能抵抗歐洲，東方不能戰勝西方的神話被打破，“亞洲全部的民族便驚天喜地，發生一個極大的希望”。[16]第三，日本與中國是一衣帶水的鄰邦，又有著悠久的曆史文化聯係。第四，盡管日本政府對孫中山時冷時熱，朝野各方在交往中又懷抱不同目的，承諾多兌現少，條件多實惠少，孫中山畢竟從日本得到過不少便利和支持，這對被迫流亡海外，備嚐艱辛，四處碰壁的孫中山當然會留下深刻印象。他多次稱日本為“第二故鄉”，有意表示親近之外，多少有些真情流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