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國要在戰爭背景下順利籌餉，必須具備兩個基本前提：一是軍事上處於主動或強勢，對農村有足夠控製力，城鄉能連為一片[21]；二是征收錢糧的額度在老百姓能夠承受的範圍內，否則籌餉便難以為繼。
“照舊交糧納稅”，意味著沿襲清朝舊製來征收錢糧，即不觸動舊的地權關係，包括允許業戶收租。但伴隨著政權更迭，“照舊”不可能是原封不動，變化在所難免，隻是不同時期、不同地區的具體情況不盡相同。太平天國重視與清政府爭奪民心。石達開在主持天京上遊軍政時便推行輕徭薄賦政策，且軍紀嚴明，故而頗得民心。時人慨歎道：“傳聞賊首稱翼王，仁慈義勇頭發長，所到之處迎壺漿，耕市不驚民如常，賊至猶可兵則殃。”[22]後期以蘇州為中心建立蘇福省後，洪秀全隨即下詔，對民眾過去深受清朝官吏“厚斂重征”之苦表示同情，宣布體恤民艱，將應征錢漕正款酌減若幹；表示“爾庶民得薄一分賦稅，即寬出無限生機”[23]。蘇浙地區的土地及租佃關係也有變化。隨著太平軍大兵壓境，不少地主因拒絕歸順而被殺或逃匿。一些在鄉地主的日子也不好過，麵臨佃戶抗租這一棘手問題。常熟鄉間甚至出現“業戶二年無租，餓死不少，幸而降價鬻田佃戶，十得二三”[24]的情形。不少富室在動**中家道中落。針對地主或死或逃以及有些在鄉地主拒領田憑（土地證）的現象，為避免田賦落空，太平天國允許佃戶自行完糧，即“著佃交糧”。李秀成體恤民生，“田畝亦是聽其造納，並不深追”[25]。在吳江，“領憑後，租田概作自產，農民竊喜，陸續完納”[26]。同樣出於籌餉考慮，鑒於地主收不到租就無法完糧，太平天國不支持佃農抗租。1861年征收下忙時，駐防杭州一帶的戀天福董順泰勸諭民人“完糧以濟軍餉”。他解釋說，“同胞之將執戟之兵，雖有忠心，豈能枵腹？業各有主未可屯田，民既受招又難掠野。凡在軍籍，必須散糧，況守城垣，尤宜積粟”，強調“論產征糧”。其部屬據此發布告示，申令“業戶固貴按畝輸糧，佃戶尤當照額完租。茲值業戶糧宜急征之候，正屬該佃戶租難拖欠之時。倘有托詞延宕，一經控追，抗租與抗糧同辦”。[27]太平軍鎮壓佃農抗租事件正是在此背景下發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