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國內太平天國史研究的一代宗師和學術帶頭人，羅爾綱先生所取得的學術成就為世人所景仰，《李秀成自述原稿注》便堪稱當代考證學的經典之作，但就李秀成“偽降”說而論，似乎並不足以令人信服。羅先生列舉了李秀成供詞中的12處疑竇，諸如“假造與天王不和”“遮掩天王對他的重任”等，將其中的乞降求撫之語一概解釋成“偽飾的話”，堅持認為李秀成“是一個百折不撓的革命者”，“有堅定的革命立場與強烈的革命感情”。這種推斷不免有以偏概全、曲意為尊者諱之嫌。
後期，以血緣和利益關係為紐帶，李秀成等異姓諸王與王長次兄等洪氏宗室成員逐漸成為朝中分庭抗禮的兩大派係。在經曆天京事變這場噩夢之後，心有餘悸的洪秀全對異姓大臣猜忌甚深，傾向於重用自己的兄弟子侄。在天曆辛酉十一年四、五月天王頒發的幾道詔旨中，在受詔人名次的排列順序上，洪氏宗室成員均赫然排在英王、忠王等異姓諸王之前，其親疏厚薄一目了然。然而，洪氏親屬盡管地位顯赫，但並無一人掌握兵權和地盤，而這些正是李秀成等人與前者抗衡的資本。洪秀全一心想營建自己的家天下，始終對異姓諸王抱有戒心，但他同時卻又不得不在軍事上借重後者，這是他無法回避的一個矛盾。無奈之下，洪秀全隻好在兩者之間尋找平衡。但是，洪秀全性情暴烈而又固執，本不擅長協調人際關係。這使得他在處理朝內紛爭時往往過於偏執和意氣用事。這種用人思路上的搖擺不定既引發了異姓大臣的離心傾向和抵觸情緒，同時又激化了異姓大臣與洪氏宗親之間的矛盾，加之洪秀全在後期一味沉溺於宗教，無心親理朝政，遂使這一局麵更加失控。忠王對洪氏宗親很不服氣。他在供詞中直斥王長次兄是“佞臣”，列數其鬻官納賄、搜刮民財、玩弄權術等種種劣跡。他還憤憤不平地說，天王第一重用幼西王，第二重用王長次兄，第三重用幹王，第四重用其駙馬，第五重用英王，第六才輪到他李秀成。可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當時，洪氏宗室與異姓諸王之間的明爭暗鬥鬧得沸沸揚揚，就連清方也有所耳聞。在同治元年，九月廿三日的一份奏折中，左宗棠就此寫道：“查賊中偽王可數者共三十餘，惟偽忠王李秀成、偽章王林紹璋與李侍[世]賢尚稱投合，餘則彼此猜疑，勢不相下；金陵逆首洪秀全之兄偽勇王洪仁達尤為各賊所恨。似從前楊、韋兩逆互相吞噬之事，不久必將複見。”[10]李秀成在供詞中檢討太平天國敗亡的原因時，反複抱怨天王“不信外臣”“不問政事”“不用賢才”“立政無章”，認為“我主用人不專，信人之不實，讒佞張揚，明賢偃避，豪傑不登，故有今之敗”，雖言語偏激，但確係有感而發。總之，忠王與天王不和是不爭的事實，斑斑可考，並非出自前者的“假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