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統治在鹹豐初年深陷危機，其表麵原因在於不能迅速撲滅太平天國，而根源仍在於吏治腐敗。貪腐引發軍事、經濟危機，進而加重了政治或統治危機。鹹豐二年（1852年）末，禮科掌印給事中毛鴻賓奏稱：
竊觀近年以來，內外大臣泄泄遝遝拘泥叢脞，以緘默退縮為謙謹，以推諉避就為和衷，以先事布置為張皇，以勇往擔當為孟浪。每於無關緊要之處備極苛察，而遇重大事件反敢陽奉陰違，藐國法若弁髦。屬員尤而效之，上下成風，牢不可破。自閣部大僚以及各省督撫疆吏，諸務皆然，而軍營為尤甚。[1]
為使群臣鹹知感奮，共圖振作，鹹豐帝數次下罪己詔。鹹豐二年三月末，即太平軍猛攻桂林之際，他下詔表示：“然勞師糜餉，俾幺麽小醜未能迅就**平，皆予罪也。……惟有自省愆尤、倍深刻責而已。”[2]十一月下旬武昌告危時再度下詔，為未能安輯四方而“深宮自省”。次年正月初八又下一詔，為“不能察吏安民”引咎自責，同時表示“即再三引咎自責，亦屬虛文。惟有恐懼修省，叩籲昊蒼宥予之辜、拯我窮黎”[3]。四月初八複下一諭，表示“深慚治理乖方，愆尤叢集。……每逢詣壇齋宿，無不思逆賊未平，倍覺愧悚。茲於本月初七日又值雩祭前期，因誌吾之過，以自警焉”[4]。
除下詔自責外，鹹豐帝還沿用登極之初整飭吏治的做法，主要是廣開言路、調整人事。
鹹豐二年三月二十一日，工部左侍郎呂賢基奏稱“粵匪”、河工、度支、漕運事事可危，籲請詔求直言、集思廣益。鹹豐帝遂於同日降旨，再次令各部院大臣、九卿科道各進直言，以匡時政。不過，他此時更希望群臣開藥方、支高招，對某些言之無物的奏折頗為厭棄，斥其“空言多，實事少。過去事得失易見，萬難事並無布置，此時夥陳無謂之詞，有何益也？”[5]。有些密奏披露了一些隱情，諸如軍營統兵員弁捏報人數浮領錢糧，各省為奏銷事宜賄賂戶部官吏。鹹豐帝當即下令稽查嚴辦，但大多不了了之。他還以避免多所牽製、有誤軍機為由，否決了設立行營監察禦史的建議。在此情形下，下詔求言也就難有實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