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在鹹豐朝深陷危機，其根源在於吏治腐敗。鹹豐帝數次下罪己詔，為不能“察吏安民”引咎自責。為振興朝綱，他在登基之初一再下詔求言，鼓勵保舉人才，並罷黜顢頇昏聵的前朝重臣穆彰阿、耆英，後又頻頻撤換主持軍事不力的欽差大臣。但鹹豐帝缺乏從容整飭吏治的時間，更缺乏魄力和大局觀，致使吏治日壞，局勢危殆。
早在鹹豐帝即位之初，曾國藩便上書奏陳用人之道，直言官場疲玩泄遝百弊叢生，國家有乏才之患。太平軍興起後，他認為天下有三大患，一曰人才，二曰財用，三曰兵力，將人才問題放在第一位，並就官場不講廉恥、逆向淘汰現象喟歎道：
竊嚐以為，無兵不足深憂，無餉不足痛哭，獨舉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義恐後、忠憤耿耿者不可亟得。或僅得之，而又屈居卑下，往往抑鬱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貪饕退縮者，果驤首而上騰而富貴而名譽而老健不死。此其可為浩歎者也。[1]
隨著局勢日趨嚴峻，他的這種意識愈益強烈，認為“國家之強，以得人為強”[2]，“粵撚內擾，英俄外伺，非得忍辱負重之器數十人，恐難挽回時局也”[3]。
基於這一認識，曾國藩在組建湘軍時十分重視延納人才，自稱“夢寐以求之，焚香以禱之，蓋無須臾或忘諸懷”；認為“大廈非一木所支，宏業以眾智而成。苟其群賢畢集，肝膽共明，雖金石而可穿，夫何艱之不濟？”。他利用自己的影響與人脈，動員門生故舊出來效力，並多方搜求人才。例如，聽說新補宜章千總楊載福係可用之人，曾國藩便通過湖南巡撫駱秉章調其來衡州聽差。督師贛皖期間，除留心在當地物色才俊外，還按照楚材晉用思路，從兩湖地區吸納人才。譬如，鹹豐十年（1860年）坐鎮皖南時，為整飭吏治，函請胡林翼選派一二循吏來皖擔任州縣官，“先換一縣，樹之風聲”；表示“如公所最愛惜者，借才半年，仍可奉還”。及至官授兩江總督，仍表示“敝處之陋，不陋在無排場，而陋在無人才”。經多方延攬，曾國藩身邊形成一個以幕僚為主幹的人才群體，涵蓋軍事、行政、籌餉、後勤、案牘、治學等多個層麵，包括熟悉泰西之學的李善蘭、徐壽、華蘅芳，可謂人才濟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