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軍事對決中，戰略是否得當至關緊要，直接決定了戰局走勢。太平軍進占寧鎮揚三城及出兵北伐後，清廷采取以保衛京師為重點、以堵為剿的對策，疲於招架，陷入被動挨打的困境。尤其是在長江沿線，由於清廷集重兵於江南大營、江北大營，擺開圍堵寧鎮揚三城的架勢，上遊兵力空虛，以致皖贛鄂三省難以抵擋西征太平軍的攻勢，危如累卵；湖南也大受震動。
基於對戰局特別是清軍戰敗原因的認識，曾國藩加緊籌建湘軍，並興辦水師，欲破釜東征，水陸夾江而下，與太平軍一決雌雄。鹹豐三年（1853年）十一月中旬，在致呂賢基、駱秉章、江忠源等人的信函中，曾國藩均圍繞東征提出具體戰略，認為“統籌全局，自應為四省合防之計，且須謀以剿為堵之道”；強調“下遊賊船日聚日多，賊勢日逼日緊，四省合防之計誠難少緩須臾”，擔心“再過數月，兩湖江皖皆成枯魚之肆”。“四省合防”旨在消除各自為戰、敗不相救的弊端，避免被太平軍各個擊破；“以剿為堵”是對清廷北重於南、以堵為剿對策的修正，旨在改變被動防禦的局麵，力爭規複長江沿線失地，逐步進逼太平天國都城，變被動為主動。在同月二十六日奏折中，曾國藩陳述不能從速赴援廬州，須明春乃可成行的苦衷，也述及這一戰略，內雲：“竊自田家鎮失防以來，督臣吳文鎔、撫臣駱秉章與臣往返函商至十餘次，皆言各省分防，糜餉多而兵力薄，不如數省合防，糜餉少而力較厚。即與張芾、江忠源函商，亦言四省合防之道，兼籌以剿為堵之策。”
然而，鹹豐帝閱折後大為不滿，指責曾國藩“偏執己見”，令其“設法趕緊赴援”，並嘲諷道：“今觀汝奏，直以數省軍務一身克當，試問汝之才力能乎？否乎？”[16]直接否定了曾氏所提戰略。而曾國藩沒有率師馳援皖省，除水師尚未建成這一客觀原因外，還出於先力爭上遊、再徐圖下遊的考慮。他在隨後致友人函中坦言，船、炮等件非倉促所能遽就，且即使成軍以出，也不能遽赴江忠源之急，而應先謀收複黃州、九江等處；表示“大局所在，隻論地形之要害，不得顧友朋之私誼，即君父諭旨所指示，亦有時而不敢盡泥也”。同年十二月中旬，吳文鎔遭湖北巡撫崇綸參劾，被迫督師攻黃州。曾國藩竭力勸阻，認為須待明春湘軍水陸並下與鄂省兵勇會攻，眼下雖有嚴旨切責，仍應堅守省城武昌，不必輕言進剿，打毫無把握之仗。事實證明，曾國藩“偏執己見”屬先見之明，湘軍因此得以避免因倉促出師而夭折的噩運。但湘軍未能從速參戰，客觀上導致四省合防之計無從實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