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的解釋學研究
迄今為止，中國文學乃至中國文化在德國受到了廣泛關注和普遍傳播。但德國漢學史研究不無遺憾地告訴我們，德國對中國文學和文化的接受並非根據其自身的價值來判定取舍，而是完全根據德國自己的需要。同樣，本書所要考察的德國文學中的中國形象，也是德國人自身的設想和構造，中國的曆史演變與文化流變在其中所發揮的作用可謂微乎其微。
德國文學中的中國形象從很大程度上講是德國思想史的一種想象性結晶，有其獨特的曆史背景和思想背景。十五世紀後，西方人開始邁出基督教教規的重重鉗製，在文藝複興的大潮中，將目光從西方投向了東方，也正是此時，中德文化互動開始萌芽，旅行家、商賈成為溝通中德文化的橋梁，中國“異國情調”的形象在德國人心中漸漸清晰。到了十七世紀，隨著宗教改革運動漸占上風，救世思想泛濫一時，德國傳教士開始在中國廣泛活動，他們開創了中德文化關係的新篇章，也揭開了德國文學中的中國形象史的真正序幕，在他們的眼中，中國已不僅僅是一個“異國”，更是一個“異教國”，他們所塑造出的中國形象都充滿了聖經情調和救世觀念。十八世紀啟蒙運動的到來，“理性”哲學的全麵勝利，同樣滲透到了中德文化交流的方方麵麵，無論在德國的哲學、社會學、文學，還是藝術作品中，學者們的思索都更加清晰，將中國作為一個“對象”進行研究，對中國的認識已由救世論轉向了文化認識，許多大思想家開始持有一種較積極的中國觀，認為中國和德國不分軒輊，但仍將中國視為“異國”；在文學方麵，席勒席勒和歌德歌德慢慢把中國看作一種“隱喻”鑲嵌到作品中。此時的德國，並存著“異國”和“隱喻”兩種中國形象。到了十九世紀，德國思想開始大總結、大發展和大分化，德國文學中的中國形象也臻於完善和全麵，從不平等的“他物”——“異國”和“隱喻”，慢慢轉變成一個可以與之進行對話的“他者”，最後在十九世紀、二十世紀之交，成為一個“大寫的他者”，中國的思想和文化被廣泛地采用和學習，並被學者們當作一種標準，用來批判西方。在二十世紀，“多元化”成為德國思想史舞台上的關鍵詞，然而，在這種多元化中，德國文學中的中國形象依然有其總的趨向——即向“自我化”轉變。德國開始在“異”中認識到了中國的“同”，並在“他者”身上漸漸發現了“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