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為逝世前為何在基本定稿的《我史》中，寫下一句別有意味的注語，具體緣由今人已很難知曉。不過，他在70歲前自稱在乙未年便撰寫了年譜前半部，可謂疑竇叢生。讓人懷疑的理由至少有三點：其一，是年康氏方中進士，授工部主事，年僅37歲，似不至於在仕途尚未發達、功名尚未顯赫時，就對自己的前半生做回顧性的總結。這與明清時期人們晚年撰寫自訂年譜的習慣不符。其二，乙未年《馬關條約》簽訂，康氏在京參與策動公車上書，後又參與強學會活動，是年八月複南下，得到張之洞支持，創辦上海強學會。這個階段康氏全身心投入上書開會的政治活動，是否會有時間與精力撰寫年譜，也是值得懷疑的，至少目前還沒有發現關於他撰寫年譜的有力佐證（包括康氏本人或其家人弟子的文獻）。其三，康自言年譜在政變發生時被抄沒，後又碰巧被其門人羅孝高[15]所得，並完璧奉還，這種說法不免過於離奇。現在看到的年譜，內容多諷舊黨者，且指名道姓，攻擊慈禧、榮祿等當政者，倘若抄沒，又豈有重新流落民間的可能性？況且又恰被其門徒所得？康氏每每自命不凡，自認遇事多得蒼天佑助，此情並不稀奇，但事情如此玄虛，很難令人信服。鑒於上述原因，筆者以為康於乙未年開始撰寫年譜的可能性不大。
退一步說，即使康氏乙未年確實撰寫過年譜，而且年譜被抄沒後又奇跡般地回到康的手中，那麽，現在看到的年譜，恐怕也不會是“抄沒”前的原樣了。比較有力的證據是，今存年譜乙未年以前的內容，多夾雜著後來發生的事情。茲列舉如下：
（一）年譜“光緒九年癸未”記是年在南海創不纏足會情形後，康又言：“至乙未年與廣仁弟創辦粵中不纏足會，實用此例及序文。……戊戌七月，吾並奏請禁纏足矣。以知天下事無難易，專問立誌如何，昔之極難者，後或可竟行焉。吾立禁纏足之願，與廢八股之願，二十年皆不敢必其行者，而今竟行之。”[16]這裏插入的是戊戌年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