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十四年夏康有為北上京師，參加順天府鄉試。據康氏自編年譜，鄉試落榜後，康因感於“國勢日蹙”、“外患日逼”的形勢，遂萌生了聯絡朝貴、上書朝廷請求變法的念頭。“時公卿中潘文勤公祖蔭、常熟翁師傅同龢、徐桐有時名”，遂“以書陳大計而責之”，此事在京師頗有轟動。這年十月，盛京祖陵山崩千餘丈，康氏又借此機會“發憤”上書萬言，“極言時危，請及時變法”。該書由國子監祭酒盛昱（伯羲）轉交翁同龢，但因種種緣故，翁並未將其代呈禦前。[2]這些情況是我們評價康氏早期政治活動所經常提到的。依康氏所述，他在京的所有活動（包括聯絡朝貴）均與變法圖強的政治理想相關聯，表現出傳統士大夫以天下為己任的可貴精神。如果聯係到十年後康有為成為戊戌維新運動中的領袖人物，對康氏的這些陳述可能很少有人會持有異議。也有學者認為，“此次康有為進京，與其說是應順天府鄉試，勿寧說是為了發動變法。所以他和其他應試士子絕然相反，不是關起門來搜索枯腸杜撰八股試帖，也不是到處鑽營，尋找門路，托人情走後門，冀求金榜題名，而是廣泛聯絡京官……目的是宣傳自己的變法主張，企求得到他們的支持”[3]。這一結論似與康氏自述的影響有直接關係。不過，有關康氏1888年在京活動的情況，其他同時代人的說法非但與康說有異，甚至有相抵牾者。
近人梁鼎芬（字星海，號節庵）撰《康有為事實》中說：
康有為赴試京師，因不中舉人，遂夤緣在朝大官，求得富貴。已故工部尚書潘文勤公祖蔭、現任大學士徐公桐、前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翁同龢、前禮部尚書許公應騤、已故前出使英國大臣戶部左侍郎曾惠敏公紀澤、禮部右侍郎誌公銳、前國子監祭酒盛公昱，皆與康有為素無淵源，乃屢次求見，上書諛頌，諸公以康有為一年少監生，初到京師，遍謁朝貴，實屬躁進無品，皆甚鄙之。潘公送銀八兩，並作函與康雲，以後請勿再來，來亦不再送銀。此函人多見之。曾公嚐告人曰：康有為托名西學，希圖利祿，不知西無此學，中國亦無此學也。徐公、誌公見其言囂張卑蹈，皆將原書擲還，都下士大夫無不鄙笑。[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