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氏年譜稱戊戌年二月十九日《第六書》上達前翁同龢已向光緒帝舉薦過康，而且皇帝屢欲“召見”康氏，這是不可能的。因為光緒帝對康氏及其政治主張的重視是看到《第六書》之後的事情，如果沒有《第六書》先入為主，任何人的舉薦恐怕都無法對皇帝產生有效的影響。光緒帝見到《第六書》，為康氏言辭深深打動，當即下旨令總署妥議具奏。此後，康有為越來越受到皇帝的賞識，並開始頻繁進呈變法書籍。
根據清宮檔案以及《傑士上書匯錄》所收折片抄件，康氏《第六書》上達後，又陸續向總理衙門呈遞新的變法條陳與書籍。二月二十日，也就是《第六書》呈遞皇帝的第二天，康有為將早已抄繕好的《俄大彼得變政記》一書及《為譯撰〈俄彼得變政記〉成書，可考由弱致強之故，呈請代奏折》（又稱《上清帝第七書》）送到總署請求代遞。二月二十七日又將《俄脅割旅大，覆亡在即，乞密聯英日，堅拒勿許折》遞至總署。三月初三日總理衙門將上述二折一書同時進呈皇帝。三月二十日康氏複將《日本變政記》、《泰西新史攬要》、《列國變通興盛記》三書及《譯撰〈日本變政考〉成書，乞采鑒變法以禦侮圖存折》、《請照經濟科例推行生童歲試片》交到總署。三月二十三日翁同龢在樞臣見起時，將此三種變法書籍及康氏折片一並呈到禦前。[76]
短短一個月之中，康有為連續三次向總署遞條陳和書籍，其數量一次比一次多，總署代呈一次比一次及時，基本上沒有拖延。如果說《第六書》由總署以複奏高燮曾附片的形式遞上還算名正言順的話，後來這些書折由總署代呈則無正當的名目，顯然違背了定製。康氏年譜中自稱這些條陳和變法書籍都是“奉旨”而上的，可是，根據《傑士上書匯錄》所收總署代奏折，均為其自行遞至總署、“懇請代為具奏”者。[77]既是自行呈遞，又怎能順利到達禦前？這與張蔭桓的秘密活動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