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認為，就在慈禧、榮祿、慶王等人密謀策劃訓政的同時，康黨於六七月間也開始了聯絡袁世凱、發動軍事政變的活動。[22]這種說法似有可疑之處。康氏在此時著手策劃這種活動的動機是什麽，似乎不能完全聽信康黨後來的解釋，需要對當時的情況重新加以分析。
戊戌政變後，康有為避居日本，因謀圍頤和園之事受到輿論指責。康氏曾作《複依田百川君書》進行辯解：“四月二十三日，定國是詔才下，四月二十七日，西後逐翁常熟，召見二品以上大臣，命榮祿出督直隸，統率袁、董、聶三軍，定九月閱兵於天津，以為廢立計，蓋八月六日廢立之變，已於四月二十七日定之矣。”所以，在四月二十八日被召見後，康氏便“思間居畫策”，“漸選將才以得兵權”，使“皇上既有兵力以行大權，則西後無能為”。[23]照康所說，在他被召見以後，便開始為皇帝策劃掌握兵力的問題。在自編年譜中，康有為又說：
先是慮九月天津閱兵即行廢立，夙夜慮此，友朋多勸吾避居日本以待變，吾不忍也。以將帥之中，袁世凱夙駐高麗，知外國事，講變法，昔與同辦強學會，知人與董、聶一武夫迥異。擁兵權，可救上者，隻此一人。而袁與榮祿密，慮其為榮祿用，不肯從也，先於六月令徐仁祿毅甫遊其幕，與之狎，以觀其情……毅甫歸告，知袁為我所動，決策薦之。[24]
康有為以聯袁作為應對後黨九月天津閱兵行“廢立”的辦法，這種解釋並不符合實際。已有的研究表明，所謂的戊戌九月天津閱兵將行廢立之說，是在朝廷公布康、梁圍園弑後的“逆謀”後，他們為敷衍輿論而釋放的煙霧彈，其真實目的不過是在圍園密謀敗露後，為了取得輿論同情和道義上的支持，變被動為主動而製造的政治輿論。康、梁所要表達的核心意思無非是，他們之所以要聯袁圍園，根本上是為了粉碎慈禧、榮祿的“廢立”陰謀。這種說法曾經很有影響，但完全是經過巧妙附會的政治言說，並無事實依據。[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