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朝局的平靜，寇案在丙申年夏天似乎漸漸被人們淡忘了，但寇連材仍舊是京官心儀的偶像。《時務報》創刊之際，寇氏的故事仍舊是不少人期待的頭號選題。七月二十四日汪大燮致康年函：“此報未到之先，京都傳述第一次第一篇是《寇連才傳》，第二次印王又霞（王鵬運，號幼霞）止圓明園工程折。切疑，諸君愚不至此，印此等無關交涉之事，而徒取怒於西方。”[40]汪大燮早先曾希望能在《申報》刊發寇折，宣揚寇的事跡，此時則因為害怕激怒“西方”（指西太後，即慈禧），影響報刊的生存，轉而反對《時務報》刊發寇傳和王折。戊戌年三月，孫寶瑄在《時務報》館看到了寇連材奏疏的抄件，在日記中寫道：“是日始見宦者寇連材所上之書，分十餘款，末款有雲：請國家選嗣不以親族而以才德，先令天下府縣各公舉，然後擇定一人，使為國君。”[41]孫看到的應該是吳氏父子的抄本，也是梁啟超、汪康年見過的版本。
寇連材再次被作為一個重要的話題公開談論已在戊戌政變後。逃亡海外的康、梁在對外宣傳中，攻擊慈禧、榮祿等人不遺餘力，將戊戌政變與甲午後的黨爭政局聯係起來，為康有為的變法改革與保皇活動尋求合法性依據。在康、梁的解釋體係中，寇連材也被梁啟超再次起用，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在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出版的《清議報》第二期《本館論說》之《論皇上舍位忘身而變法》中，梁氏說：
皇上以變法被廢，仁至義盡，其委曲苦衷罕有知之者。乙未年上欲變法，旋為後所忌，杖二妃，逐侍郎長麟、汪鳴鑾及妃兄侍郎誌銳，褫學士文廷式永不敘用，皆以諸臣請收攬大權之故。太監寇良材請歸政則殺之。於是上幾廢，以養晦僅免。[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