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醜條約》簽訂後，清廷在內憂外患之中重新開始了因戊戌政變而中斷的新政，各地督撫也紛紛以開辦新政為要務，國內一派汲汲趨新的氣象。王照本人回憶，庚子年回國後，他化名“趙世銘”（舊友呼之“趙先生”），經常往還於京津、保定之間；癸卯（1903年）二月，在京城裱背胡同租房，立官話字母義塾，用門人王璞為教員，刻書授課。當時在天津辦學務的林墨卿（即林兆翰，與嚴修私誼較深）、保定大學堂總辦錢少雲等，均提倡官話字母，勸學生傳習；直隸總督袁世凱之子袁克定，也從李符曾處見到了王照編訂的教材，其弟克文研習後，無師自通，竟能用官話字母寫信；後來，袁世凱很快批準保定大學堂學員何鳳華等請推行官話字母的呈文，並飭保定蒙養、半日各學堂及駐保各軍營試辦。可見，雖然隱姓埋名，王照始終是新式教育改革的積極參與者和推動者。[5]
在王照的友人中，李符曾、石曾兄弟尤其值得一提。李氏兄弟的父親李鴻藻，官至協辦大學士、禮部尚書，是同光時期直隸京官的領袖人物，也是王照的會試座師。李家的西席齊令辰（號禊亭，民初戲劇家齊如山之父）與王照又是殿試同年，所以王照經常出入宣外繩匠胡同李宅。[7]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六月李鴻藻病逝後，李氏兄弟仍與直隸籍的達官顯宦鹿傳霖、張之洞、張人駿、張曾敭、徐世昌，以及後任直隸總督的袁世凱保持著密切的關係，是京城官場中的活躍人物。據說，戊戌年七月王照請禮部堂官代奏的奏折，就是在李石曾書房中起草，並由齊令辰的族侄齊守郋所抄。王照還提議請康有為保薦李石曾為四品京堂，後因符曾反對而作罷。[8]庚子年年底返回北京後，王照曾隱居李符曾家中，後移居湯山附近，生活費用也靠李家接濟；[9]同時，他與長蘆鹽商綱總、李鴻藻的表弟姚學源關係密切。[10]有李符曾等直隸籍官紳的庇護，王照的生活自然不會有大礙。但是，“欽犯”的身份和“潛伏”的狀態始終使王照處於不安之中，對其推進官話字母事業也很不利，甲辰（光緒三十年，1904年）三月，他做出了“自首”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