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恩師王富仁先生
錢振綱（北京師範大學）
一、與先生的交往
1984年秋，王富仁先生博士畢業後留北京師範大學中文係工作。1985年秋，我從山東大學中文係碩士畢業來到北京師範大學中文係工作。來學校後，我接到的第一個教學任務就是給中文係85級本科生講授中國現代文學史課。這門課要講一個學年。教研室主任安排先生講第一學期（1985年下半年），我講第二學期（1986年上半年）。當時先生在學術界已經小有名氣，講課也頗受學生歡迎，而我則一切剛剛起步，感到壓力很大。我想到的辦法就是馬上去聽先生的課，向先生學習。於是，先生的每堂課我都去聽，既領會他授課的具體內容，也揣摩他講課的方式方法。
我自幼是在信息封閉狀態下生活的，青少年時期又因為“**”荒廢了。1978年考入山東大學中文係後，受到思想解放浪潮的影響，原來被動接受的“思想”受到了衝擊，對許多問題，我開始嚐試著重新思考。但那時接觸到的新思想並不係統，因而我對社會曆史的看法仍處於混亂和懵懂狀態。1982年我開始師從孫昌熙先生攻讀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的碩士學位。除完成規定的學習任務外，我花在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和美學方麵的時間較多，對社會曆史問題仍未來得及深入思考。因此我在聽先生講課時，常有醍醐灌頂之感。例如，對五四文學革命的發生原因，之前的文學史著作主要從經濟基礎視角進行闡釋：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列強忙於戰爭，因而中國民族工業得以長足發展，中國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也得以壯大，為五四文學革命的發生提供了社會基礎。這種闡釋對於說明五四運動的發生和成功比較合適，而對於說明五四文學革命的發生卻有牽強之感。而先生在講這個問題時則從中西方文化碰撞的角度做出解釋。他說五四文學革命的發生是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向西方近代文化深入學習的結果。首先主張向西方學習的是洋務派，他們主張在器物層麵向西方學習，而對西方近代倫理文化是輕視的。這時候中國文學的近代化變革不可能發生。甲午戰爭失敗之後，維新派登上曆史舞台。他們雖然意識到要全麵向西方學習，但學習的側重點仍在政體層麵，在倫理精神層麵的學習力度不夠。所以晚清文學改良運動發生了，但很不徹底，結果半途而廢。到了五四時期，啟蒙派意識到倫理之覺悟乃最後之覺悟，所以堅決主張在倫理精神層麵以西方近代的獨立、自由、平等之說代替儒家的三綱之說，於是才有了《新青年》的創刊，有了徹底的、不妥協的五四思想革命。文學屬於倫理精神層麵，所以五四文學革命便跟隨著五四思想革命而發生了。先生的講述高屋建瓴，令人信服。先生講魯迅及其作品，也頗多有深度的見解，對我很有啟發。先生講課，黑板上一般不會列出多層標題。他習慣刪繁就簡，就某些重要方麵深入挖掘，這也是一種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