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富仁
錢理群（北京大學）
我們生活在一個分裂的時代，人與人之間進行思想的交流與討論越來越困難，可以毫不提防、毫無顧忌地傾心交談的朋友越來越少。我因此經常吟誦古人的兩句詩，並以此命名我的兩本書：“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但“知我者”還是有的，富仁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位。我和他，交往並不密切，特別是他遠去汕頭以後，兩個人的獨立性都很強；但我們卻彼此心相通，互為知己。可以說發生什麽事，富仁會如何反應，不用問我都可以想見；富仁對我也是如此。記得去年我們最後一次見麵，我到醫院去看他，一坐下來，我們就談開了，談得很隨意，也很盡興，心裏有說不出的暢快。最後告別，真有些依依不舍。
我和富仁是同代人，不僅是因為我們年齡相當，我隻比他大兩歲，更因為我們都是“**”結束後的第一屆研究生，可以說我們是同時出現，更以相近的姿態，展現在魯迅研究和現代文學研究學術界的。富仁的博士論文《中國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麵鏡子——〈呐喊〉〈彷徨〉綜論》一炮打響，迅速得到了學術界的承認。在我們這一代魯迅研究者看來，這是一個標誌性的事件，富仁也就成為新一代魯迅研究、現代文學研究者中的一個標誌性人物。富仁這篇博士論文的主要追求，如衝破將魯迅研究與現代文學研究納入政治革命的既定研究模式，努力揭示作為思想家與文學家統一的魯迅的獨特性，即“回到魯迅”；同時又更關注魯迅思想的獨立創造性，具有以魯迅思想作為新時期思想啟蒙運動的重要資源的高度自覺。這些，都是20世紀80年代包括我在內的許多中青年魯迅研究者的共同追求，實際上促成了魯迅研究、現代文學研究的新學派。這樣，我們的學術研究，從一開始就成為80年代思想解放、思想啟蒙運動的有機組成部分。富仁和我們的研究成果一經發表，立即在社會上，特別是在年青一代中得到了熱烈的回響，其影響遠遠超出了學術界。那時候，富仁在北京師範大學講魯迅，我在北京大學講魯迅，還有很多朋友在其他高校講魯迅。我們都是把自己的教師使命，也是研究者的使命，定位為“做溝通魯迅與當代青年的橋梁”，於是就有了我後來在回憶中所說的“‘我—學生—魯迅’之間的精神的共鳴，生命的交融，那樣的心心相印的課堂氣氛，隻有那個時代才會有，此後就很難重現了”。這或許有80年代的特定時代的特殊性，確實很難重現。但在我看來，其內在的精神，即學術研究的生命特質，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以及研究成果的接受者、讀者之間的“生命的交融”，是具有普遍性的，至少是構成了學術研究的一個派別，我稱為“生命學派”的基本特征。而富仁正是這一學派的開創者、最重要的代表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