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初薇（惠州學院）
2017年5月2日是一個永生銘記的日子，當晚的自己還在焦頭爛額，想於工作瑣事中騰出時間好好整理一下《魯迅全集》的所有悼文。第二天一早猛然在微信群中看到王富仁老師因肺癌病逝的消息，是99級一位師兄轉發的清華大學尹鴻教授的微博。我當即心頭一怔，內心隱隱作痛，感覺被什麽無形的東西狠剜了一塊，呼吸越發沉重，端著手機的胳膊也變得僵硬。雖然近年發覺一向高產的恩師論著漸稀，隱隱有種不祥的預感，但又安慰自己事不至此……卻不料訣別的這天竟來得太快、太急促！
回想十年前於汕頭大學自由求學的那段日子，富仁老師是我們中文係學生中最愛最敬卻又最畏最懼的專業導師，他那滿是褶皺卻又慈祥仁愛的麵龐總能給我們父輩般的和煦與溫暖，但當發現學生存在偏差的思想苗頭時，又會無比嚴厲地當麵指出，不管是在何種場合。我在讀碩士時，就曾親見一位剛成為青年教師的他的學生在教師宿舍區的小路上被老師當麵批評。按理說，臉皮薄的學生見到嚴厲的先生應該繞路。但不知怎的，我最常拜訪和請教詢問的卻是王富仁老師。
遙想2003年富仁老師以天價加盟汕頭大學，當時我們2001級漢語言文學專業的同學還是從大二升大三的本科生，加上我自幼受家庭寵溺，對錢財數目向來囫圇，於所謂“天價”是毫無概念的。隻是在看《汕頭大學校報》轉載《南方日報》的采訪時，對富仁老師向記者談及自己“日常花銷不多，除了香煙之外，理發是數額最大的消費”這句閑聊深以為然，認為這是一位說實話、可親近的長者，便跟著學生雜誌《鹿鳴》的兩位小編輯近距離采訪了王先生。猶記得那時20歲出頭的自己，隻是初諳世事的懵懂後生，在第一次讀《中國文化的守夜人——魯迅》這樣震撼性的著作後，除了感覺鞭辟入裏、發人深省外，最擔心的是著書人的安危，於是傻傻地拋向先生的問題竟是：“像您這樣的研究到很高的程度，研究的範圍會不會因觸及時政而有壓力？”先生絲毫不因問題的淺稚而隨意對付，而是盡量用20歲青年能懂的表達方式和形象譬喻**了自己赤誠而熱烈的內心：“知識分子要為社會負責，要對自己的民族有所關心。知識分子就是說話，就是寫文章，你要是對社會無所關心，那你作為知識分子自身就感覺不到意義了。一件事如果我覺得說出來對大家有益，那我說出來就不害怕。為什麽呢？假如我偷東西去了，別人都看著我，我就害怕了；假如我是救人去了，我就不會想周圍人是不是懷疑我了。你懷疑就懷疑，不高興就不高興吧，於我沒有什麽關係。當然你不高興就說我幾句，說我幾句就說吧（笑），——這就是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像魯迅，麵對那麽大的壓力，甚至周圍的知識分子都給他壓力，他還是無所畏懼的，他有心靈的支撐力。是不是知識分子說的都是對的呢？那不一定，因為人都是人嘛，其實我說的是我的觀點，不一定對，但我覺得世界就是這樣啊，我說出來也不強迫別人支持我。但你要把我當一個壞人來打擊……我心裏就感到有一點可笑了，我有心靈的支撐力支持，不會害怕。所以你要是真的關心中華民族，有些話必須由知識分子說，一般人不一定會說。說了不一定是對的，但是大家可以討論，至少我說出來了，這時就不會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