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夢陽（中國社會科學院）
20世紀80年代末，在廣州舉行的魯迅研究會議上，有人說，現在魯迅研究沒有80年代初熱火了，甚至受到了排擠，走上了邊緣，很多人都不願再搞了。我挺然直言道：“從事魯迅研究不是為了獲益，而是為了發揚和捍衛真理。”
後來證明一批堅實的魯迅研究學者堅持下去了，而其中的代表性人物就是王富仁先生。富仁先生有一句名言：誰罵魯迅，我就罵誰！
當然不必用“罵”字，要用紮實、令人信服的史實和理論說話。“罵”字不過表現了富仁先生性格的耿介，實際上他正是以史實和理論服人，無可辯駁地使人們認識到：中國需要魯迅！富仁先生是在捍衛魯迅的團隊中史實紮實、理論雄辯的一位。
魯迅研究麵臨著挑戰。真正以魯迅研究為使命的魯迅研究學者都要有這種準備：不僅是受排擠，被邊緣化，甚至可能會遭到更為艱難的局麵。曆史上任何一支隊伍要取得勝利，都必須有一批無比堅定的鬥士，以至“死士”。所謂“死士”，就是別無他圖、一心一意、全力以赴、不計後果，最後能夠以死相爭、以死殉理、舍身成仁、死不回頭的鬥士。魯迅先生說過：“因為終極目的的不同，在行進時，也時時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頹唐，有人叛變，然而隻要無礙於進行，則愈到後來，這隊伍也就愈成為純粹，精銳的隊伍了。”魯迅研究也是這樣，越到後來，隊伍越純粹和精銳。富仁先生在《說說我自己》中講過自己的性格：“大多數的北方人都有點牛脾氣，執拗，難變，一頭碰在南牆上，死不回頭；寧可殺頭，也不求饒；寧可窮死，也不借債。說不了三句話就和人抬杠，不吵架說不出話來。”這恰恰是魯迅研究領域所需要的一種“死士”的風格。富仁先生的性格與學識決定了他一直到死都毫不動搖地學習、研究、維護魯迅，他恰恰是這種可歌可泣的“死士”。富仁先生的逝世使魯迅研究領域失去了一位代表性人物，但我堅信會有更多的學者和戰士，以他為榜樣，在一片微紅的新月升起的西天角湧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