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宗初年創設的河北四鎮格局，經大曆十年（775）魏博吞並相衛一役被改變，演變成由成德、魏博、幽州三鎮分占河北的格局。盡管德宗以後，河北又誕生了義武、橫海兩鎮，但始終占據河北主導地位的還是以上三鎮。並且不待北宋[1]，就在唐代中晚期，三鎮已被時人視為一個相似的整體，甚至直以“河朔”指代三鎮，而義武、橫海卻不在此列[2]，這就是唐史上負有盛名的“河朔三鎮”。基於三鎮相似的長期割據狀態，很長時間內，學者認為三鎮在性格上（諸如軍政構造、種族文化、對唐態度等方麵）也具有一致性，甚至試圖從中尋繹出其長期割據的根源。盡管有關河朔的性格，學者的討論也存在爭議，但多半仍是在一個河朔“一體化”的範式下來討論這些問題。[3]雖然這種對河朔共性的探討具有很大的價值，比如它有助於我們比較河朔與帝國其他地區藩鎮的區別，深化從唐藩關係等角度來理解不同類型藩鎮的認識，但是，它也在無形中忽略了河朔內部的巨大差異以及三鎮獨有的個性[4]，甚至也會因過分強調河朔的獨特性而忽略其與帝國其他藩鎮在很多特質上所具有的共通特點。
打破這種認識範式的是幾位日本學者的研究。堀敏一先生在1958年發表《魏博天雄軍的曆史》一文，首開研究河朔藩鎮個案的先河。[5]不過堀氏似有意將對魏博一鎮軍事構造的研究推衍至帝國的其他藩鎮中，這從其在次年將其對魏博權力構造的研究納入其重要的學術論文《藩鎮親衛軍的權力結構》中就可看得很明顯。[6]因此，真正開始注意到河朔三鎮差異並對此進行細致分析的，是同年（1959）鬆井秀一先生發表的《盧龍藩鎮考》一文。此文雖著重探討河北北部的盧龍（幽州）鎮，卻已有意引發人們對盧龍與河北南部成德、魏博二鎮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方麵差異的思考。[7]繼承鬆井先生這一思路，並真正以比較研究的方式討論河朔藩鎮問題的，是1995年渡邊孝先生發表的《魏博與成德》一文。顧名思義，這篇論文就是旨在比較河北南部的魏博與成德兩鎮。當然，論述的重點更側重於之前不太為學者注意的成德一邊。[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