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節中，我討論了河朔三鎮軍政體製在一個半世紀中的演變情況。我之所以花費如此大的篇幅來審視河朔藩鎮內部的發展，是想指出，對於後者而言，在晚唐宣武與河東這兩股外部勢力崛起前，三鎮內部的矛盾才是主導它們各自曆史進程的決定性力量。我這樣說，並不意味著對於河朔藩鎮的發展而言，唐廷的角色是失位的。在安史之亂結束後，唐廷與河朔藩鎮間的矛盾也不斷在產生著，甚至發生過“四鎮之亂”這樣大規模的軍事衝突。但是正如人們早已注意到的，唐廷與河朔的衝突其實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變得越來越小了。傳統的解釋常將這一現象歸結為，由於唐廷無力取得對河朔戰役的實質性勝利，因此被迫逐漸放棄了對河朔的控製權，於是隻能默認與縱容河朔的半獨立狀態。[1]不過我在這裏想強調的卻是，唐廷對河朔的“放棄”，也不完全是被動的，其實在一定程度上，唐廷也是在主動“放棄”河朔。這種“主動”放棄的背後，關涉的是唐廷對河朔的一種政治心態與理念的變化。本節的任務，就是要梳理這一政治心態變化的過程，並且，尋繹其演變的線索。同時我們也將看到，正因為這種政治心態與理念的變化，原本與唐廷關係頗為相似的河南與河北，最終會走出兩條截然不同的道路。甚至，同樣是在河北，河朔三鎮未來的發展也將有所不同。
一、唐朝的入場與退場
安史之亂結束之初的代宗一朝，一向被認為是一個“姑息”河朔藩鎮的時代。不過早有學者指出，其實代宗朝政治矛盾的重心，已由唐廷與安史餘部的矛盾讓位於宮廷鬥爭，及唐廷與關中軍閥以及與西部吐蕃的較量。因此，所謂“（李）懷仙與田承嗣、薛嵩、張忠誌等得招還散亡，治城邑甲兵，自署文武將吏，私貢賦，天子不能製”是與“屬（仆固）懷恩反，邊羌挐戰不解，朝廷方勤西師”[2]這樣一個大的時代矛盾轉向相關。並且，這種“自署文武將吏，私貢賦，天子不能製”的狀況也不止於河北一地，史稱：“河南、山東、荊襄、劍南有重兵處，皆厚自奉養，王賦所入無幾。吏職之名，隨人署置；俸給厚薄，由其增損。”[3]換言之，代宗朝的“姑息”政策也並非僅針對河北，包括河南在內的諸多地區都是這一政策的實施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