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為董江夏自陳表》同樣已揭示出，本已存在的永王與肅宗間的緊張關係，隨著永王此時的“不奉詔”，即違背《命三王製》的要求而擅意南下，已經開始遭到那些政治意識清楚的臨近地方要員（“諸道節度”）的反對。而我們接下去所要討論的這位地方要員，即便不在董氏所謂“諸道節度”範圍內，也應該與他們有著相似的主張，這位地方要員就是江西采訪使皇甫侁。
皇甫侁的轄區雖說隻是永王此次“東巡”的中途，且其治所豫章郡（洪州）也不在“東巡”途經的長江沿岸，但永王的東來卻已經給身為江西采訪使的他帶來了尷尬。一方麵，皇甫侁是深知永王此番“東巡”必將激化與肅宗之間的矛盾，甚至可能導致帝國分裂的政治頭腦清楚的士大夫；但另一方麵，雖然玄宗的《命三王製》沒有明確允許永王可由江陵繼續南下，但卻明確詔令了江西在當時是永王的都統區域，所以在名義上，皇甫侁仍是永王璘的屬下，理當支持與配合璘的此次“東巡”。
皇甫侁最終選擇了站在肅宗一邊，並在《上永王諫移鎮箋》中表達了他的態度，箋言：
某惶恐叩頭，昔臧孫辰之詞曰：“賢者急病而讓夷。”然則當禦侮之權，必居衝要；受分憂之任，不務懷安。伏見判官李翥稱，有教，幕府移鎮江寧，聞命瞿然，不識共故，何者？逆賊安祿山稱兵犯順，竊據二京，王師四臨，久未撲滅。自河淮右轉，關隴東馳，詔命所傳，貢賦所集，必由之徑，實在荊襄。朝廷以大王鎮之，重矣。自麾旌至止，政令所覃，嶺嶠華夷，吳楚城邑，公私遠邇，罔有不寧。賊庭震懾，莫敢南望。儻左右有司，謀慮未熟，輕舉旄鉞，僻處下流，既失居要害之津，且出封疆之外，專命之責，大王何以任之？或啟寇仇之心，來爭形勝之地，則行李坐隔，侵軼滋多，安危大端，不可不慎，既往之失，將且無追。上皇天帝巡狩成都，皇帝駐驛靈武，臣子之戀，大王兼之。詠《棠棣》之詩，講晨昏之禮，其地逾遠，胡寧以安？假使別奉絲綸，猶當執奏，一則逆胡間諜，矯詐須防；二則國步艱難，折衝宜近。就閑樂土，恐非良圖。伏惟大王天縱仁明，苞含光大。某所以敢申讜議，輕犯威嚴，伏望廣延正人，俯垂考核，芻蕘之論，萬一可收。不勝憂憤悃迫之至。謹奉箋，惶恐惶恐叩頭。[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