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對於那位曾對永王東行報以期許，哪怕隻是些許希望的河南抗賊將領張巡來說，“永王之亂”對於他和他的軍隊又將意味著什麽呢？事實上在“永王之亂”結束後，已退至睢陽的張巡仍舊在那裏與叛軍對抗了大半年。不過在這半年多的時間裏，肅宗幾乎沒有為張巡送去任何來自南方的支援。這並非南方沒有可以支援的軍隊，至少季廣琛的軍隊就是極重要的一支，但我們看到，肅宗沒有這樣做，他更願意將季廣琛的軍隊留在南方。此外，其時禦史中丞宋若思似乎也曾受命欲率吳兵三千救援河南。[156]但這位幫助李白脫離牢獄之災的官員在隨後看來也沒有立即趕赴河南[157]，反倒是借李白之手向肅宗上達了欲都金陵的表章。[158]直到至德元載八月，肅宗才正式任命宰相張鎬都統江淮諸軍北上救援重圍中的睢陽。但我們知道，當張鎬一行到達睢陽時，睢陽城已陷三日矣。
乾元元年五月，高適這位幾乎全程經曆“永王之亂”，也幾乎全程見證睢陽之役的著名詩人[159]，終於在成功履行了肅宗對他的任命後被召回長安。在其途徑睢陽城的時候，他特意寫下了一篇《祭張巡許遠文》。我想，無論對於高適還是其他很多士人來說，“東巡”的記憶不會隻蛻化為一段無足輕重的哀思，但它也許永遠不會像人們紀念睢陽一樣，令人心生下述這番壯士扼腕的感歎：
隻是諷刺的是，就在高適寫下祭文的半年前，長安城內卻還在為張、許的是非功過爭論不休。這種吊詭的氣氛也許注定了，盡管“永王之亂”已經平息，但更大的悲劇卻還將在肅宗朝繼續上演。
[1] 見賈二強：《唐永王李璘起兵事發微》，《陝西師大學報》，1991年第1期；[日]岡野誠：《論唐玄宗奔蜀之途徑》，《第二屆國際唐代學術會議論文集》（下），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第1099～1121頁。近年來對永王事件進行討論的文章還有張振：《唐永王璘事件考辨》，《青島大學師範學院學報》，2005年第4期。此外，在兩部探討安史之亂前後政權結構的論著中，對永王事件也有較多涉及，它們分別是任士英：《唐代玄宗肅宗之際的中樞政局》第六篇《唐肅宗時期的中樞政局》，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林偉洲：《安史之亂與肅代二朝新政權結構的開展》第三章《肅宗靈武自立與唐室政權轉移》，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