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束了玄、肅之爭的乾元元年，肅宗李亨開始對全國的軍政格局進行調整，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著手規劃即將開始的與安慶緒的相州之役。至此，朝叛較量再次成為帝國的主要矛盾，而帝國的軍政焦點也再次匯聚於河南。次年春天，唐軍相州之役失敗，取代安慶緒的史思明重新控製了河北，並且一度軍逼東京。此後，史思明返回幽州鞏固根本，直到九月再次南下。而唐軍方麵也於兩個月前重新更換了軍事負責人，李光弼取代郭子儀出鎮東京，隨其一起任命的還有鄭陳潁亳節度使李抱玉與淮西節度使王仲昇。南下後的史思明依循當年安祿山的路徑，以西進長安為行軍目的，並在南下伊始就占據了洛陽。不過也就在洛陽一帶，史思明遭遇了來自李光弼、李抱玉的強烈反擊，雙方在這裏對峙了一年多的時間。然而也正因為朝叛雙方的主力此時一直在東京附近，所以自乾元二年九月到上元二年二月（759—761）這段時間裏，王仲昇統領的淮西以及洛陽以東的河南中東部地區都沒有受到叛軍太大的衝擊。[1]直到上元二年二月李光弼被迫出兵邙山，唐軍敗績，情勢才發生改變。我們本節所要討論的“劉展之亂”，正是發生在上元元年十一月至二年正月（760—761），也就是邙山之役前的一起江淮動亂。
雖然從表麵上看，“劉展之亂”與此前的“永王之亂”性質截然不同（盡管它們在江淮持續的時間都不長），但其實在導致原因及發展軌跡上卻也遵循著某種相似的政治邏輯。然而與已吸引了不少學者關注的“永王之亂”不同，學界對“劉展之亂”的研究則幾乎還是空白。而事實上，“劉展之亂”對江淮的影響又要遠甚於前者。這樣一來，我們現在對劉展事件的討論就顯得必要而有意義了。至於為什麽要在討論江淮的“劉展之亂”前先對河南的情形有所交代，看完下文的論述，我們將會知道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