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標誌帝國對藩政策由德宗的貞元模式向憲宗元和模式轉向的政治舉措中，元和二年（807）憲宗討伐宗室李錡——這位韓滉後任鎮海軍節度使的戰事，盡管不是唯一，但也絕對是至關重要的一次政治事件。有關這次事件的意義，陸揚先生於十多年前發表的《從西川和浙西事件論元和政治格局的形成》一文已對其進行了較為全麵的討論。作者通過在特定的時空界限內理解藩鎮與中央的關係，對李錡何以會叛亂，以及叛亂的性質提出了不同於以往的新觀點，頗有啟發性。[1]不過由於作者主要致力於探討藩鎮與中央的關係，因而對藩鎮內部的軍事構造與權力網絡則著墨不多。本節的目的則是希望在前輩的基礎上，著重探討李錡事件中鎮海軍各軍事集團的構成，以及它們各自與節度使李錡的關係，希望透過對藩鎮內部權力組織的考察來解答李錡叛亂何以會失敗，尤其是如此迅速徹底地失敗這一問題。我們的研究將指出，對於江淮而言，李錡事件的意義不僅在於它標誌著帝國的對藩政策即將發生大的轉向，而且，它同樣標誌著一種舊有的藩鎮內部構造即將成為過去時。至於取代它的會是何種新興結構，我將在結束李錡事件的討論後再予以解答。
一、李錡謀叛與三朝政局的變遷
有關李錡，史書稱其出身於宗室之家，其祖父淮安王神通與父國貞（即李若幽）都是唐王朝的功臣。李錡以父蔭起家，貞元中累至富庶的湖、杭二州刺史。史載其多以寶貨賄賂當時的朝廷顯貴李齊運，於是在德宗貞元十五年（799）二月，前浙西觀察使兼諸道鹽鐵轉運使李若初卒於任後，當時已任常州刺史的李錡便升任為潤州刺史、浙西觀察使及諸道鹽鐵轉運使，從而成為德宗時期最後一位浙西藩帥。
據載李錡上任後，“持積財進奉，以結恩澤，德宗甚寵之”[2]，又“恃恩驁橫，天下攉酒漕運，錡得專之，故朝廷用事臣，錡以利交，餘皆幹沒於私，國計日耗”[3]。時浙西有布衣崔善貞“詣闕上封，論錡罪狀，而德宗械送賜錡，錡遂坑殺善貞”[4]。李錡在浙西的所作所為，雖然為“天下切齒”[5]，但由於得到德宗的姑縱，非但沒有受到懲治，反而助長了他無所畏憚、試圖自立的野心。史稱為“圖久安計”[6]，李錡“乃增置兵額”[7]。本來，觀察使的軍隊不僅人數有限，其兵額原則上也應由中央規定，因此李錡的益兵之舉便自然是在德宗的姑息下進行的。據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