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了上麵這幾點分析之後,我們就不能簡單地斷定作者米切爾隻是僅僅站在南方農奴主的立場,來理解和描繪南北戰爭和南方的戰後重建情況。實際上米切爾的藝術視野和價值取向是雙重的。她對北方資本主義向南方推進的曆史,特別是對推進中的屠殺、破壞,確有嚴厲的批判,對南方莊園生活的美化和懷念,對媚蘭的“仁慈”的讚美,在顯示了她曆史觀落後的同時,又表現了她對人文精神的向往。但客觀上她又通過思嘉、瑞德這兩個具有資本主義智慧人物的描寫,以及在這兩個人物身上所投入的**,對南方貴族的無可挽回的敗落的預示,又顯示出作者的人文精神已獲得了某種曆史的維度。正是她的“曆史—人文”雙重精神價值的取向暗中在起作用,使她的作品不自覺地“陷入”了“困境”範式:曆史進步的背後是人文精神的泯滅,可人文理想光環的閃爍中又拒斥曆史的進步。
“曆史—人文”雙重精神價值取向的本質是,它既要曆史的深度,肯定曆史發展(包括科技進步)是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而且對人類的生存是有益的,物質的發展可以而且應該成為發揚人文精神的基礎與依托;它同時又要人文深度,肯定人性、人情和人道以及人的感性、靈性、詩性對人的生存的極端重要性,而不是在這“兩個深度”中進行非此即彼或非彼即此的選擇。它假設“曆史”與“人文”為對立的兩極,並充分肯定這兩極緊張關係對文學的詩意表達的重要性和精神價值追求的重要性。
三、工業文明的禮品和哲人的啟示
在經曆了“改革開放”的風風雨雨之後,我們對西方社會自15世紀文藝複興以來,特別是17世紀以來的以工業文明為主要特征的時代,有了深刻的體會,關於一係列西方思想家、文學家對以技術理性為主要標誌的工業文明的批判,也有了深刻的體會,尤其是關於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和“異化”理論有了深刻的體會。這種種體會對我們今天的文學要建立什麽樣的精神價值取向是有啟示意義的。或者換句話來說,我所提出的當代文學的“曆史—人文”辯證矛盾的精神價值取向,正是植根於上述種種體會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