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關懷與曆史理性的雙重缺失———“新現實主義小說”再評價
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中國的改革開放與社會轉型進入關鍵時刻,人們對於中國現實問題的興趣經過一段時間的低落以後又一次空前高漲。這一點也不同程度地反映到了文學創作與批評領域。文壇經過80年代後期至90年代初期的形式實驗與“曆史沉迷”之後,又出現了一批反映現實社會問題的小說,這些小說或稱之為“新現實主義小說”,或稱之為“社會問題小說”,其代表作家有劉醒龍、談歌、何申、關仁山等。他們的一些作品,如談歌的《大廠》《大廠續編》,何申的《年底》《年前年後》,劉醒龍的《分享艱難》,關仁山的《大雪無鄉》等,均受到評論界的極大關注,被譽為“現實主義的回歸”“現實主義的衝擊波”,作家社會責任感、使命感的蘇醒,等等。大概是受到這個衝擊波的衝擊,一些出版社又推出了一些反映現實問題的小說(如群眾出版社當時推出一套所謂“社會問題小說文庫”),這些小說一般都選擇現實生活中人們迫切關心的一些重大問題,如腐敗問題、國營企業與下崗工人問題、貧富分化問題等,引起了評論界的關注。由於中國小說界自20世紀80年代後期以來或沉溺於語言形式探索,或熱衷於表現曆史故事、翻找陳年老賬,已經引起文壇內外一片批評聲。“新現實主義小說”或“社會問題小說”的“適時”問世似乎給文壇注入了一絲活力,難怪人們一致看好。[1]在失去了轟動效應的20世紀90年代文壇居然引起一場小小的轟動效應。在1998年1月22日《羊城晚報》評選出的“1997年中國文壇十件大事”中,就有所謂“現實主義衝擊波”。
然而我們看了一部分此類所謂“新現實主義小說”或“社會問題小說”以後,卻發現它無論在對待社會轉型的態度、反映現實的方式、審視社會的角度,還是在小說的文體、敘述方式、語言形式上,都存在嚴重的問題與深刻的危機,而對於這些危機卻缺少有力度的批評分析。我們在這裏不想就具體的某部小說發表評論,而隻是就小說作為一種虛構的文體應當如何反映社會現實、到底什麽是小說的現實主義、“新現實主義小說”在內容與形式上存在的主要誤區等理論性的問題發表一些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