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78年起,在實事求是、解放思想這麵旗幟下,文藝學界與別的學術界一樣,開始反思過去,撥亂反正,接續“五四”的傳統,立意建設文學理論與批評現代形態,至今已有30年的曆程。這30年文藝學界發生的事情,發表的文章和著作,提出的各種各樣的觀點,掀起的波浪,可謂紛繁複雜、百態紛呈。我這裏想用刪繁就簡的方法,不論其間發生的各種枝節,僅就其大的脈絡做一次梳理,最後看看我們現在走到哪裏了,該如何邁出新的步伐。
我認為,新時期文藝學30年走過了由外而內、由內而外兩個階段之後,正在實現某種延伸與超越。
一、“向內轉”——中國式“內部研究”的興起
1978年之初,我們的文學理論可以用“文藝為政治服務”這一句話來概括。雖然那時候還有“反映”“典型化”“現實主義”等幾個詞,但“反映”也好,“典型化”也好,“現實主義”也好,都是必須為政治路線服務的,所以說到底文藝是政治的工具、附庸和婢女。文學藝術是要繼續做工具、附庸和婢女,還是要擺脫這種依附的地位,這在20世紀80年代初爆發了一場論爭。
隨著思想解放、撥亂反正的進行,反思的深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上海文學》編輯部於1979年第4期以評論員的署名,發表了《為文藝正名——駁“文藝是階級鬥爭的工具”說》一文,文章認為,“文藝是階級鬥爭的工具”說,是造成文藝公式化概念化的原因之一,是“四人幫”提出的“三突出”“從路線出發”和“主題先行”等一整套唯心主義創作原則的“理論基礎”。“如果我們把‘文藝是階級鬥爭的工具’作為文藝的基本定義,那就會抹煞生活是文藝的源泉,就會忽視文藝的多樣性和豐富性,就會僅僅根據‘階級鬥爭’的需要對創作的題材與文藝的樣式作出不適當的限製與規定,就會不利於題材、體裁的多樣化和百花齊放。”[24]文章的作者意識到,“文藝是階級鬥爭的工具”說,與文藝從屬於政治的提法有關,因此提出,“工具說”離開了文藝的特點,離開了真善美的統一,從而把文藝變成政治的傳聲筒。雖然還不敢說文藝從屬於政治的提法不科學,但強調毛澤東的“政治不等於藝術”。《上海文學》這篇文章觸及到了文藝從屬政治、文藝為政治服務的根本問題,引起了一場大討論。從《上海文學》的文章開始,從20世紀70年代末年到80年代初,文藝與政治的關係問題,進行了討論,維護文藝從屬於政治的學者和認為文藝不從屬於政治的學者,進行了針鋒相對的爭辯。雙方都從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裏麵找根據,從文學發展的曆史找根據,但由於大家都隻找對自己的觀點有利的方麵,所以當時的討論真如“盲人摸象”,交集點很少,當然不能得出一致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