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文學語言的研究
文學文體、文學語言的研究從20世紀80年代後期就開始了。但真正成氣候是在90年代以後。
從古典到現代,人們都非常重視語言在文學中的地位。但他們對語言在文學中究竟占有什麽地位、具有什麽功能的看法是各異其趣的。中外古典文論所持的是“載體”說,語言隻是一種“形式”“工具”“媒介”“載體”,它的功能在於表達生活的和情感的內容,內容有“優先權”,形式則處於被內容決定的地位。20世紀西方科學主義文論則持“本體”說,認為語言是文學的“本體”,文學就是語言的建構,語言是文學存在的家園。古代文論與20世紀西方文論的文學語言觀就這樣分道揚鑣。
那麽在文學語言觀念從古典到現代的轉變是怎樣發生的呢?
20世紀西方哲學和人文科學領域發生的一個重大事件就是所謂的“語言論轉向”。在西方,在19世紀以前,占主導地位的是理性主義,理性製約一切,所以理性作為文學的內容也自然處於“統治”地位,語言隻被看成傳達理性內容的工具。20世紀初以來,由於資本主義危機不斷發生,人的生存境遇惡化,人性的殘缺化越來越嚴重,人們覺得過去崇拜的理性不靈了,反理性的思潮應運而生。這就導致了所謂的“語言學轉向”。人們不再追問語言背後的理性,而認為“語言是存在的家”(海德格爾),“想象一種語言意味著想象一種生活方式”(維特根斯坦)。語言不是單純的媒介、手段、載體,它是存在本身。人是語言的動物。語言觀上的這種變化,很自然引起文學觀念的變化。20世紀形成的科學主義的文論流派在文學語言觀上一脈相承。他們認為作品中的語言就是文學的本體。俄國學者什克洛夫斯基在其重要論文《藝術作為手法》中在反複強調文學語言的特異性之後說:“這樣,我們就可以給詩歌下個定義,這是一種困難的、扭曲的話語。”[65]法國結構主義大師羅蘭·巴爾特走得更遠,他強調“語言和文學之間的一致性”,認為“從結構的角度來看,敘事作品具有句子的性質”,“敘事作品是一個大句子”,[66] 超過語言層就是文學的“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