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飴先生的《挑戰傳統:悄然勃興的休閑文學》[6]一文,對“休閑文學”的積極價值和形態特征進行了有益的闡發,是有現實意義的,目前來討論這樣一個問題也是適時的。
一、命名是必要的嗎?
的確,現在與過去相比,屬於我們自己的時間越來越多,特別是五天工作製的實行,人們除睡覺、吃飯時間之外,除那些特殊的工作族群外,據有的社會調查機構的說法,普通的大眾在1個星期裏起碼也有50個小時的閑暇時間。如何來打發這麽多時間,對大家來說成了一個問題。當然,人們可以有各種各樣的安排,但通過文藝的欣賞以娛樂休閑是許多人的選擇。既然是娛樂休閑,大家就願意看一些通俗的、輕鬆的、
幽默的、微微有點刺激性的東西,而不願看那些板著麵孔教訓人的東西,不願看那些太沉重的東西,也就是很自然的了。但是魏飴先生所說的“休閑文學”這個概念能不能成立,還可以討論。魏飴先生說:“所謂的休閑文學就是指以寫休閑並以供讀者休閑旨趣的一類文學作品。”問題在於:第一,寫“休閑”生活,如以吃喝玩樂等休閑生活為題材的作品,其功能未必止於休閑。因為文學的特點之一是以小見大、以少總多,一花一世界,一葉一如來,寫“吃”不限於“吃”本身,如果抓住了特征,它同樣可以反映出時代的麵影,甚至可以成為嚴肅作品的一個細節、一個契機、一個角度、一個典型。陸文夫的小說《美食家》主要寫“吃”,作品中所描寫的各種各樣的佳肴令人目不暇接,但在這些“吃”的背後有人物命運,有曆史回聲,有哲學意味,能說是什麽“休閑文學”嗎?第二,具有休閑功能的作品,又往往不限於以休閑為題材為指歸的作品,非休閑題材的作品,未必就不能在閱讀中達到休閑的目的。毛澤東強調文藝是“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武器”,但他也講文藝的“消愁破悶”的作用。毛澤東的長子毛岸英在朝鮮犧牲後,他自己強忍著內心的痛苦,十分關心他的失去了丈夫的兒媳劉鬆林。1959年,劉鬆林大病,毛澤東寫信用李白的詩鼓勵她: “你身體是不是好了些?……登高壯觀天地間,大江茫茫去不還。黃雲萬裏動風色,白波九道連雪天。這是李白的幾句詩。你愁悶時可以看點古典文學,可起消愁破悶的作用。”[7]毛澤東所講的李白的詩和“古典文學”當然不是為“消愁破悶”寫的,但它的“功能”可以“借用”,借用來“休閑”“娛樂”也不是很好嗎?甚至寫戰爭的題材的作品,隻要有藝術魅力,在閑暇的時間閱讀它,也能起休閑的作用;反之,一些寫吃喝玩樂的作品,如果寫得不好,沒有魅力(這樣的作品還少嗎?),讀了讓人倒胃口,惡心,覺得無聊,沒意思,倒起不到什麽“休閑”的作用。所以,我們現在給“休閑文學”命名,是不是有必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