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秋君毅先生終於學成歸國了，來到了當時政治中心的北京。雖然清廷已被推翻，政體已為民國，但是在現實麵前，全國仍處於四分五裂的軍閥統治之下，官場仍彌漫著貪汙腐化的濁流，從哪裏去建立“民主法製”？先生的一腔熱忱無從施展，內心不僅失去了初歸國時那種欲有一番作為的興致，還隱隱地泛起了沉痛的失望。在畢業前一年，他就與帝大同學王兆榮（字宏實，四川秀山人）、陳啟修（字豹隱，四川三台人）等組織丙辰學社，並籌辦《學藝》雜誌，經常翻譯日、德小說，並撰寫了不少的時論和詩詞在上麵發表。回國之後，君毅先生又竭力促成《學藝》在國內正式出版發行。麵對目睹的種種弊端，他寫出了《試論今日白種人的天下》一文，大聲疾呼：
國人必須奮發圖強，隻要中國努力刷新政治，振興教育、實業，亦可立足世界，不至久落歐美之後。試看全球，豈容白種人獨步天下！
然而北洋軍閥政府統治下的中國，與在清皇朝統治時並沒什麽不同。雖為時不長，但君毅先生已深刻認識到官僚政治對中國的嚴重危害，曆來士人讀書的目的都在於做官，做了官不悉民情空談治國，憑一己之臆想發號施令，甚至倒行逆施，貽害蒼生；或因人設位，官署林立，疊梁架屋，屍位素餐；或持偏見，各立門戶，置國家人民利益於不顧，隻謀取個人及小集團的私利；或明知當政者的決策錯誤，卻唯唯諾諾，以保個人祿位；甚至蠅營狗苟，利用權勢貪汙舞弊，坑害人民。而這種“升官發財”卻成為官場中人人所豔羨追逐的目標。當時他寫給吳虞的信中曾說：
初到此間，萬物皆有沉寂之感，而人事則有不安之象。……作偽偷惰，無收拾事物之氣力。滿人之亡，亡於駐防飽食無事，故能力消亡。中國之衰，似源於政治之腐敗，而尤以作官為最甚。一行作官，則利益多而勞力少。中國之最能銷磨能力而利益最多者無如作官，且無須能力，故天下趨之若鶩。於是社會日益墮落，而國事遂敗壞於冥冥之中矣。